1944年05月31日

星期三

10点钟听英国教授［Grewick］讲WordsworthandColeridge［渥兹渥斯和柯尔里治］。
我虽每次去听，却感到毫无所得。
他讲得没有力量，不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而内容又没有系统，东拉西扯。
看了《大公报》上一篇社论《认识苏联》，不禁又勾起我的千头万绪。
那篇东西是给社会主义作反宣传的。
说苏联现在又渐渐由极端的社会主义缓和下来，一度改制还原。
今日苏联仍旧恢复国家意识，对德作战是以俄对德的态度，而不是以社会主义对纳粹主义的态度出现。
我看了很迷惑。
我半意气地和爹妈讨论起来。
我毫无顾忌地说：“到底中国政府能不能代表国家？是不是有改组的必要？”引起爹爹大发议论，他说：“固然现在政府缺点很多，可是转过来想想，如果现在没有它，我们还能好好地在这里过日子吗？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
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变动的。
国民政府虽不好，我们完全靠它撑持，才打了这七年仗，而且要说它没有做一点好事也是不公平的。
自民国以来已经有相当的建设，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这进步。”
我说：“现在政府压制自由言论是笨办法。
我觉得越是忌讳的题目越应该公开讨论，使人民看清楚，他们自有判断的能力。
现在一味蒙蔽，反激起人民的好奇心，越想知道它，可是又知道得不彻底，于是造成许多错误。”
爹爹说：“大凡做事总不容易做到恰到好处，容易做过头，政府本应该禁止一般捣乱分子，思想本不应过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说到宪政：“现在怎么能行宪政？人民知识太低，所以教育实在是最重要的工作。”
这又引起我的牢骚：“这责任主要该由大学生来负。
如果每个大学生出去都真正做到他能力限度以内的，那快得很。
可是现在有几个人做？不但不能教育别人，首先自己要别人来教育。
谁教他们呢？大学教授吗？他们自己也需要受教育哩。
谁又来教育他们？所以我说现在大学教育是失败的。
专门读书，读书有什么用？一点不能和现实结合起来。”
爹爹说：“说完全失败也是不公平的，不过应该还要好得多。
你说读书没有用，这就是错误。
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辨对与不对？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
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样训练？”我暗中认错，因为我忘记自己之所以知道这些还是由看书得来。
我说，我对于种种政治理论太不清楚，只想懂得它们就好。
爹爹说：“你想知道这些我倒可以帮帮忙，不过这不能性急。
别人专门研究几十年还闹不清，你想一两天就懂了，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你们学文学的还是业务要紧。”
我说：“现在文学和社会科学已不能分了，单学业务，没有思想，是空的，思想非充实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