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04月11日

星期二

亲爱的吉蒂：

我的头脑很混乱，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星期四（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时一切都还正常。星期五下午（耶稣受难日）我们玩大富翁游戏，星期六下午也玩了。一天天过得很快。星期六大约两点钟的时候，猛烈的枪炮声响了起来，据说是机关枪的声响。而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在我的邀请下，星期日下午四点半，彼得过来看望我。在五点十五分的时候，我们去了前面的阁楼，在那里待到六点。从六点到七点十五分，收音机里播放精彩的莫扎特乐曲，我特别喜欢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我几乎不能忍受厨房里的声音，因为美丽的音乐能触及我灵魂的深处。

星期日晚上，彼得没能洗澡，因为洗衣盆放在了楼下办公室的厨房里，里面装满了待洗的衣服。我们两个去了前面的阁楼，为了能够坐得舒服一些，我随身携带了在房间能找到的唯一的坐垫。我们坐在装满东西的木箱上。因为木箱和垫子都非常狭窄，我们坐得非常近，靠着另外两只木箱子；莫希和我们做伴，所以我们并非没有人监督。

忽然，差一刻到九点的时候，范·丹恩先生吹口哨，然后询问我们是否拿了杜塞尔先生的坐垫。我们跳起来，拿着坐垫和猫随范·丹恩先生一起奔到楼下。这个坐垫是很多祸事的源头。杜塞尔先生非常生气，因为我拿的坐垫是他通常用做枕头的，而且他非常担心坐垫上面沾满跳蚤。因为这个坐垫，他使得整栋房子都喧嚣起来。为了报复，彼得和我将两把坚硬的刷子塞到他的床上，但是又不得不取出来，因为杜塞尔先生出乎意料地决定去彼得的房间坐坐。这个小插曲让我们真正玩笑了一场。

但是我们的欢乐是短暂的。九点半时，彼得轻轻地敲开他父亲的门，请他父亲上楼帮助他解决一句难的英语语句。

“声音听起来很可疑，”我对玛戈特说，“那明显是个掩饰。你在他们谈论的时候，顺便听出好像有人非法闯入。”

我是正确的。那时，库房正被破门而入。爸爸、范·丹恩先生和彼得立刻下楼。玛戈特、母亲、范·丹恩太太和我等候消息。四个害怕的女人需要交谈，所以那就是我们所做的，直到我们听到楼下传来重响。重响之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时钟指向九点四十五分。我们面容失色，尽管非常害怕，但是我们仍旧保持镇静。男士们在哪里？那个巨大的响声是什么？他们在与窃贼搏斗吗？我们惊慌得连想象都不敢想象，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十点，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父亲脸色苍白而又紧张不安地走了进来，后面紧跟着范·丹恩先生。“关掉灯，踮脚上楼，我们正在等警察来！”已经没有时间恐惧了。灯迅速被关掉，我抓过一件外套，和大家在楼上坐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快点告诉我们！”

没有人说话。男人们又回到楼下。直到十点十分，他们四个才回到楼上来。他们中的两个人一直在彼得打开的窗户前注视着。通往楼梯平台的门紧锁着，书架关闭着。我们把一件毛衣弄成褶皱状，盖在夜灯上，然后他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

彼得站在楼梯平台上听到两声重响。他下楼，看到库房大门的左边一面不见了。彼得猛冲到楼上，向“家庭保安”发出了警报，而后，他们四个下了楼。当他们到达库房时，窃贼正在偷盗他们的货物。来不及思索，范·丹恩先生喊道：“警察！”传来疾步跑向外面的脚步声，窃贼逃走了。门板被放回原处，以免让警察注意到缺口，然后从外面一阵急速的猛踢使得门板掉落到地面上。他们对窃贼的胆大妄为感到吃惊。彼得和范·丹恩先生都怒不可遏。范·丹恩先生用一把斧头猛砸着地板，而后一切都安静了。门板重新归位了，再一次的偷盗被阻止了。门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拿着一把手电筒透过缺口，照亮了整个库房。“天哪……”人群中的一个男人嘟哝着，不过现在，他们不是警察，而是窃贼。父亲他们四个人急速上了楼。杜塞尔先生和范·丹恩先生抓起杜塞尔先生的书，彼得打开厨房和私人办公室的门和窗户，猛地将电话砸到地上，最后他们在书架后面安静下来。

第1部分结束。

很可能是拿着手电筒的那个男人和女人报了警。那天是星期日晚上，复活节第1天。第2天，星期一，办公室里没有人上班，这意味着在星期二早晨前我们不能自由活动。想到这些，我们不得不如此恐惧地坐上一天两夜！我们头脑中一片空白，仅仅是在黑暗中坐着。因为害怕，范·丹恩太太关了电灯。我们暗地里窃窃私语，每当听到一阵嘎吱嘎吱声，总有人说：“嘘，嘘。”

十点半，然后十一点。万籁俱寂。父亲和范·丹恩先生轮流上楼来看我们。十一点十五分时，楼下传来响声。在你头顶上方能听到全家的呼吸声。除此之外，所有人一动不动。脚步声走过屋子、办公室、厨房，而后……楼梯。似乎呼吸都停止了，只听到八个人怦怦的心跳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然后书架传来嘎吱声。这一刻真是难以名状。

“现在我们完蛋了。”我说道，而后想象着当晚我们十五个人全部被盖世太保拖走。

书架那边再次传来嘎吱声，响了两次。我们听到一个罐头掉了下来，而后脚步声远去了。目前，我们脱离危险了！每个人身上涌过一阵寒流，不由自主地战栗，我听到几次牙齿打战声，没有人说一句话。就这样待着直到十一点半。

房间里鸦雀无声，但是一束光照射在楼梯平台上，正照在书架的前方。难道是因为警察认为它看起来很可疑或者因为他们仅仅是忘记了？难道是有人又回来了想挪开书架？我们再次紧张起来。

已经不再有人进入大楼了，不过也许有人正站在外面站岗监视。我们随即做了三件事：试着去猜接下去将发生什么，胆战心惊，上厕所。因为便桶在阁楼上，我们仅有的只是彼得的金属废纸篓。范·丹恩先生第1个去，然后是父亲，但是母亲感到很尴尬。父亲将废纸篓拿到旁边的屋子里，在这里，玛戈特、范·丹恩太太和我充满谢意地使用了。母亲最后一个使用。这样需要很多纸，幸运的是，我的口袋里有一些。

废纸篓发出恶臭，每一件事悄声地继续着，我们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躺在地板上，睡吧！”玛戈特和我每人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她在靠近食物橱柜的地方躺下，我则在桌腿之间的空当处铺床。当你躺在地板上的时候，空气中的臭味还不是很糟糕，但是范·丹恩太太悄悄出去，拿了一些漂白剂，弄皱一块抹布覆盖在便桶上，作为进一步的防范。

交谈，低语，恐惧，恶臭，放屁，人们不停地去厕所，在这种情形下睡觉实在太难受了！然而，过了两点半，我疲惫至极，打起瞌睡。直到三点半还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当范·丹恩太太把头枕在我双脚上时，我一下子惊醒过来。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给我们一些衣物穿吧！”我祈祷着。他们递给我几件衣服，我什么也没问，我的睡衣上盖着一条羊毛女裤、一件红色毛衣、一条黑裙子、白色的长筒袜和破烂的齐膝长袜。

范·丹恩太太坐在椅子上安静地休息，范·丹恩先生则将他的头枕在我的脚上。从三点半开始，我陷入沉思，不过仍旧剧烈地颤抖，以至于范·丹恩先生不能入睡。我已经作好准备等待警察返回，告诉他们我们一直隐藏着。如果他们心地善良，我们就会平安无事；如果他们是纳粹分子，我们就会试图贿赂他们！

“我们应该把收音机藏起来！”范·丹恩太太抱怨着。

“是的，藏在炉子里，”范·丹恩先生回答说，“如果他们找到我们，他们同样也会找到收音机！”

“然后他们也会找到安妮的日记。”父亲补充道。

“所以要烧掉日记。”我们中最胆小的建议道。

此时与警察在书架旁晃动的时候，都是我感到最恐惧的时刻。天哪，不要烧掉我的日记。如果我的日记没有了，我也不想活了！谢天谢地，父亲没有再说什么。

再重复之前的对话已经毫无意义，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安慰着极度害怕的范·丹恩太太。我们谈论着逃亡，被盖世太保抓去审问，打电话给克莱曼先生，以及保持勇敢。

“我们必须表现得像士兵一样勇敢，范·丹恩太太。如果我们行将死去，那么，那就是为了女王和国家，为了自由、真理和正义，就像收音机里经常告诉我们的一样。唯一的不幸就是我们拖累其他人和我们一起死！”

过了一小时，范·丹恩先生和他妻子再一次换了地方，父亲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男人们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着烟，偶尔会听到叹息声，一些人绊倒上厕所的人，然后一切循环往复。

四点，五点，五点半。我走过去和彼得坐在窗户旁边，秉神静听，我们离得很近，以至于能感觉到彼此身体在发抖。我们不时会简单地交谈几句，互相全神贯注地聆听。隔壁，他们放下了遮光窗帘。他们列出一张想要通过电话告诉克莱曼先生的所有事情的单子，因为他们打算在七点打电话给他，然后请求他派人过来。他们正试图捕捉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因为正在门外或库房里监视的警察可能会听到他们谈话，而且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警察可能会回来。

我将附上那份清单，不过为了清楚起见，我将会复写一份留下来。

夜盗：警察在大楼里，到过楼上书架旁，但没有进入。窃贼显然被迫中断，强力破了仓库的门，穿过花园逃走。正门入口已经被闩住，库格勒先生一定是通过旁门走的。

打字机和计算机在办公室的黑色保险箱里，很安全。

米爱普或者贝普要洗的衣服在厨房的洗衣盆里。

只有贝普或库格勒先生有旁门的钥匙，锁可能被破坏了。

试着提醒詹去拿把钥匙，四处看看办公室，顺便喂喂猫。

至于其他的事，将根据计划进行。克莱曼先生的电话接通了，门闩被取了下来，打字机被放回保险箱原处，然后我们重新坐到桌子旁边，等候着詹或者警察来。

彼得睡着了，当我们听到楼下响亮的脚步声时，范·丹恩先生和我正躺在地板上。我悄悄爬起来。“是詹！”

“不，不是，是警察！”他们全都这么说。

书架外传来敲击声。米爱普吹起口哨。这一切对范·丹恩太太而言，意味颇多，那时她四肢无力，瘫软在椅子上，面无血色。如果这种压力再多持续一分钟，她都可能昏厥过去。

詹和米爱普走进来，面对着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景。桌子上过去只有一张照片，一本打开的《电影和戏剧》画册，那一页上有一个歌舞女郎，被果酱和用于治腹泻的果胶弄得污迹斑斑，两罐果酱，半个面包卷，四分之一个面包卷，果胶，一面镜子，一把梳子，火柴，烟灰，香烟，烟叶，一个烟灰缸，书籍，一条内裤，一个手电筒，范·丹恩太太的梳子，厕纸，等等。

当然，我们用欢呼和泪水迎接詹和米爱普。詹在门上的空缺处钉上了一块松木板，然后和米爱普再次出去告知警察有贼非法闯入的事情。米爱普在仓库的门下面找到一份来自斯里格斯的纸条，就是那个注意到缺口并通知警察的守夜人。詹也计划着去见一下斯里格斯。

所以我们有半小时的时间来整理房子，收拾好我们自己。我还从未见过在那三十分钟里如此显著的转变。玛戈特和我将准备好的床铺搬到楼下，而后去厕所，刷牙、洗手和梳头。然后我简单地清理了一下屋子，回到楼上。桌子已经被收拾干净了，所以我们取来一些水，冲咖啡、沏茶、煮牛奶，摆放餐具。父亲和彼得清理我们临时的便桶，用温水和漂白剂进行冲洗。最大的一个便桶已经装满，而且非常沉重，几乎抬不起来。更遭的是，便桶正在泄漏，他们迫不得已将它放到一个水桶里。

十一点钟的时候，詹回来了，和我们围坐在桌旁。渐渐地，每个人放松下来。詹给我们讲述了下面的情况。

斯里格斯先生正在休息，但是他的妻子告诉詹她丈夫是在巡夜的时候发现门上的破洞的。斯里格斯叫来警察，其中两个人搜索了大楼。斯里格斯先生，作为守夜人，每天晚上骑自行车巡视整个地区，并且有两只狗和他做伴。他妻子说他将要在星期二回来，告诉库格勒先生其余的情况。警察局里似乎没有人知道与入室盗窃有关的任何情况，他们做了笔录，星期二早晨就过来看一看。

在回来的路上，詹碰巧遇见经常给我们提供土豆的范·霍恩先生，向他讲述了入室盗窃的遭遇。“我知道，”范·霍恩先生平静地回复道，“昨天晚上，当我和妻子散步经过你的大楼时，我看见门上有个缺口。我的妻子想要继续前行，但是我打着手电筒往里偷瞥了一眼，那时窃贼一定已经溜掉了。为了安全考虑，我没有报警。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想这样做未必是明智的。我什么都不清楚，但是我也有我的疑惑。”詹谢过范·霍恩先生，继续前行。范·霍恩先生显然已经意识到到我们的存在，因为他经常在午餐时间交付土豆。真是一个好人！

詹离开的时候，已经一点钟了，这时我们已经收拾好餐具。我们八个人都上床休息。我在两点四十五分醒来，看到杜塞尔先生已经起来了。我的脸上带着睡意，在厕所里正巧碰到彼得，他刚刚下楼回来。我们约好在办公室见面。随后我简单地梳洗了一下，下了楼。

“经历过这些之后，你还敢去前面的阁楼吗？”他问道。我点点头，抓起我的枕头，用一块布卷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去了阁楼。天气好极了，尽管空袭的警报声不久又开始哀号，我们仍旧待在熟悉的地方。彼得搂着我的肩膀，我也搂着他，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到四点钟，直到玛戈特过来叫我们去喝咖啡。

我们一起享用面包和柠檬汁，开着玩笑（这是我们最后所能做的），接下去一切都恢复常态。那天晚上，我向彼得表达了谢意，因为他是我们中间最勇敢的一个。

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昨晚那般的险境。上帝真实地守护着我们。只是想想看，警察就在书架旁边，灯亮着，可是仍旧没有人发现我们的藏身之所！“我们完蛋了！”那时我低声私语着，但是我们再一次活下来了。当登陆的日子到来，无数炸弹开始掉下来，是人人为己的时候，可就在此刻，我却为那些正在帮助我们的心地善良的无辜的基督徒感到担心。

“我们得救了，请继续救助我们！”那就是我们所能感谢的话。

这次突然的事件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如今，杜塞尔先生将要在厕所办公，彼得将要在八点半至九点半巡视一遍房子。自从一个圆桶状的男人注意到了窗户开着，彼得不再被允许打开他的窗户。在晚上九点半之后，我们不再允许用水冲厕所。斯里格斯先生被雇用做守夜人。今天晚上，一个地下的木匠过来给我们白色的法兰克福床架做隔板。密室里争论依然在进行。库格勒先生叱责我们太过粗心大意。詹也建议我们不要再去楼下。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查明斯里格斯先生是否值得信任，查明他的狗在听到有人在门后时是否咆哮，如何做一个隔板，各种事混杂在一起。

我们总是被强烈地提醒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是被囚禁的犹太人，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权利，但却背负许多义务。我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必须勇敢和坚强，不能抱怨，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和相信上帝。总有一天这场可怕的战争会结束。那一刻终将到来，我们将被视为公民而不仅仅是犹太人。

是谁将这些痛苦强加给我们？是谁将我们和其余人分隔开？是谁使我们经受这样的苦难？是上帝将我们造成现在的样子，但是也是上帝让我们再一次挺起腰板。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注定受苦的，但是如果经历这些苦难后，仍旧有犹太人存活下来，那么犹太人将被树立为榜样。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宗教会告诉世界和所有人保持善良，而且那就是我们遭受困难的缘由，唯一的缘由。我们从来不仅仅是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将永远是犹太人。而且我们不得不继续做犹太人，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勇敢！让我们记住我们的责任，毫无怨言地去履行。总会有摆脱困境的办法的。上帝从来不会遗弃我们。古往今来，犹太人经受了很多苦难，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着，这么多世纪的苦难仅仅是令他们更加坚强。弱者将会倒下，而强者将会生存下来，不会被打败。

那天晚上，我真实地想到了我将要死去。我等待着警察，视死如归，就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很高兴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我的祖国。但是现在，既然我还活着，战争结束之后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成为荷兰公民。我热爱荷兰，我热爱这个国家，我热爱荷兰语，我想在这里工作。尽管我必须亲自给女王写信，直到我达到目标之前，我都不会放弃。

我变得越来越独立，不再依赖父母。虽然我还年幼，但我更有勇气面对生活，我有比母亲更好和更忠实的正义感。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有目标，我有想法、宗教信仰和爱心。只要我能做我自己，我就满意了。我知道我是一个女人，一个拥有内心力量和巨大勇气的女人。

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我将超越母亲获得更多的成就，我将使自己的声音传遍各地，我将在世界上为全人类工作。

我现在知道，勇气和幸福第一需要！

你的朋友，安妮·弗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