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03月03日
初九星期五上午去碾庄，把一些碎布去请贺家为我和鸣儿做两双鞋。
下午出乎意外，乔木、王丕年和另外一个熟识而不知名字的女人到我处来。我竟坦白地和他们谈了我回延安的目的——准备入党一-他们当然是被一种不相信的感情惊异着。
我大致为他们解说了这过程：1.我自从到乡下以后，对于革命的真理又多了一面认识。2.中国革命需要更迫切的是什么。3.这是我应该入党的时机。4.我来农村的目的等。
“你不是一直……为什么又入党了？它给了你很多不舒服……”“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给与我不舒服是一回事，它能够给与贫穷人民土地、生活……又是一回事。”
“但你不是抽象的啊，总是一个人喽……”
“有时也可分为两个——感情和理性——”
“但那也终归是一个。”
“感情是我自己的，理性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这两者要看谁为主导，什么决定什么……我是决定服从于后者的，所以我放弃了我感情上的不舒服——这也是不容易的——它经过了十五年的矛盾！”
以上是我和乔木简单的对话。这人还是这般狭小、琐碎、感情容易激动。当我述说关于我对乡上一些观感：
“有些老百姓，如果国民党来了，稍稍用之怀柔政策，他们会一样服从于他们的。我们的政策没到乡村来—般的百姓并不晓得施政纲领……等类的——他们只感到出公粮的义务，不知公粮的用处，出到什么时候，和外面比较多少……”
先是乔木插嘴解说老百姓也有自动起来反抗国民党的，但他却忽略了地点和时间，一般和特殊。王丕年也解说政府政策也到乡村了，如征粮，税则等。
“我是说百姓们‘还不懂’这施政纲领和税则……”经过我的解释，他们才承认宣传力量不够的。
一般地他们全是过于性急解说一件事，因此常不易听清对方话底全盘以至本质，甚至歪曲了别人的意思，加上他们解说的时候夹杂的感情成份太浓厚。
最终他们问我乡上的干部以及如何工作，我大约说了，第一是注重“生产娃娃”以及宣传政府政策，教育干部。
我说话有时还是过度激情，这毛病一时不易改。
事情大致如此决定了，再待三五天就可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