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16日
根据中央规定每个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要写一份“自传”的要求，完成一篇长稿“反省笔记”（后被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笔记分十个部分：
（一）入党以前；
（二）入党；
（三）莫斯科学习时期；
（四）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
（五）从遵义会议到12月会议前；
（六）从12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七）从六中全会到09月政治局会议；
（八）出发一年；
（九）1943年；
（十）最后的几句话。
“笔记”一方面回顾过去，一方面检查思想，其中涉及重大历史经历和党内重大是非的有如下几点：
（一）“笔记”重点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左”倾路线错误，同时也讲了遵义会议前转变的过程，并对个别问题作了事实的澄清，例如关于反“罗明路线”问题，说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但罗迈反江西小组织的斗争，则明显的，是直接对着毛泽东同志的”。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笔记”几乎未讲自己任何贡献，而只称“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
但对曾被毛泽东误解的所谓会理会议前“政治动摇”、“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一事，则作了郑重的事实澄清：
具体陈述了这次会议前在红军军事指挥上有过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个人作为党内负总责，在处理当时高层领导中复杂矛盾的难言的内心苦衷，而所谓“挑拨”之说则纯属是别人造谣。
（三）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笔记”同样未表任何个人的功绩，只是说“转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在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上同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却检讨了自己没有“深刻反省”过去的“路线错误”，以及这一时期工作上的缺点错误。
（四）王明回国后，“笔记”在说到王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时，表明个人在“肯定过去做的统一战线方针基本正确”这一点上“并未放弃防线”，但也检讨自己开始时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
（五）六中全会前后，他在“笔记”中说明了自己让权予毛泽东的过程，但主要检讨了在领导宣传教育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
“笔记”认为犯教条主义的原因之一，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价值认识不够”，是“没有在各派思想中单独推崇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放在中心的统治的领导的地位”，是对于党内应该有“单一的、垄断的思想的重要性”了解得“很不深刻”；
在检讨“自由主义”方面，他在“笔记”中说：
“我在马列学院内，特别提倡发扬党内民主，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想的干部，而结果却是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新的文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
（六）关于整风，“笔记”指出：
“在‘0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注4]开始后，直到现在，给我思想上的转变帮助最大”，“我从党史上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我从莫斯科带来及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当权时所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是中国党的孟什维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党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这个观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我对毛泽东同志心悦诚服的感觉，也是从此时发展起来的。”
张闻天这篇笔记送毛泽东看后，毛泽东曾亲自来到张的窑洞，说：
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
“笔记”的一段节录《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编入《张闻天文集》（三）。
[注4]
这是指的1943年09月的整风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