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7日
星期六
一早，罗玛莉·舍恩贝格、父亲、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他也来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挤进路格·埃森的车里。埃森即将返回瑞典。
城内各区房舍的后院大火仍在燃烧，显然无法扑灭，烧的全是最近才送来柏林的冬季存煤！我们经常停在火旁暖手，因为现在屋内总是比屋外冷。
接近中午时，我带着每天从波茨坦买来、不可或缺的白面包去格斯多夫家，却发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那里。我们照例喝了热汤。虽然冷，又有过堂风，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内唯一能让人稍微轻松一点的地方。
“午餐”吃到一半，罗玛莉及托尼·绍尔马走进来。那可怜的家伙吓坏了；前一天，他载办公室的属下去紧急撤退的小村庄，结果他的驾驶员在当天晚上的空袭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记里说“不太严重”），他自己则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里，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来。不过他立刻宣布——这年头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刚买了100粒生蚝，罗玛莉和我马上跳进他车里，去他公寓拿。
我们经过自从密集轰炸开始后我一直没去过的维滕贝格广场，偌大的广场上堆满了烧焦的电车及巴士残骸——这里原是极重要的交通枢纽。炸弹到处掉，甚至落在地下车站上方；那家大百货公司K.D.W.，如今只剩下一副空壳子。路上我们还获见骑自行车的西格丽德·格尔茨，我向她道贺，因为她家是少数仍屹立不摇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烧弹击中她在顶楼的卧室，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尔德的家中——我还记得她有几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后我们被一位救火员拦下，要求我们载一位带着许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车站。我们照做，因此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托尼的公寓。我们当场就吃了不少生蚝，用白兰地冲下肚去。以前我从不知道生蚝这么难打开，手被划破好几道伤口。剩下的我们带回去给玛莉亚，还带了些葡萄酒，开了一场流水席。很多人陆续来到，盛宴一直持续到深夜，许多人的拇指都划破了，原来没人是开蚝专家。
第1次空袭后，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试戴一顶帽子，虽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烧，我却十分渴望拥有那顶帽子。今天我决定去那家店按铃——奇迹中的奇迹！——居然有位面带微笑的女售货员出来开门：“殿下可以试戴看看！”我试了，可惜身上穿着脏兮兮的便裤，很难判定效果。托尼和罗玛莉接着载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点，一辆卡车终于在门口出现。车上载了很多城外瑞典侨民的家具和大皮箱，但公使特准我们搭这辆车。出了柏林城界后，司机会让我们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然后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搭上南向火车。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两位戴钢盔的瑞典驾驶员旁边，其他人——父亲、安德罗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则钻进后车厢坐在行李上，周围堆满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篮子，我的新帽子则装在一个大纸袋里——只缺少一只民俗故事里的金丝雀！另一位瑞典人挤进后车厢后，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紧，我们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开始上路。
因为啥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车子往哪个方向开。在路况颇糟的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后，抵达距离柏林63千米、一个名叫托伊皮茨的小村庄；司机请我们下车。
因为我们身上都戴着“轰炸灾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机介绍，当地整洁的小客栈以为我们是瑞典人，同意让我们留宿过夜。大家先在酒吧里集合等待房间准备好，行李堆放四周。主人请我们喝真正的茶，然后大伙儿吃离开之前就准备好的鲔鱼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装的香槟。这顿“晚餐”吃到一半，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由客栈主人的儿子在后院里吹一种喇叭！老实说，我们很想跳上床去睡觉，可是当地人显然把空袭看得很严重，很不以为然地斜睨我们，我们只好待在原地。其实他们可能是对的，此地毕竟离柏林不远，而且根据托尼·绍尔马的经验，就连偏僻的乡村也不见得安全。高射炮很快开始发射，接着是机群飞过头顶、再熟悉不过的轰隆声响。艾伯特太太选在炮声特别密集的时刻，突然用浓重的美国腔说：“至少我们可以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们都亲眼目击了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这句话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
我承认这几个晚上令我神经紧张；即使隔这么远，也知道这又是一次严重的空袭。后来我们得知一枚空雷击中矗立在我们那片小广场入口处前方的房子，玛莉亚和海因茨·格斯多夫正好躲在那栋建筑的地窖里，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比自己家里的地下室安全。结果那栋房子塌了，把他们埋在瓦砾堆底下，幸好隔天早晨就被挖了出来，并未受伤。
我们这里的警报解除后，主人带我们去看房间。一间给我们三个女生住，另一间给父亲和安德罗尼科夫。床虽然有点潮，却很舒服，铺有厚厚的鸭绒被。艾伯特太太打了一整夜的鼾，声音奇大。但我们已觉得身在天堂，因为本来以为在抵达柯尼希斯瓦特之前都得睡地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