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6日
星期五
早上8点，父亲、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为将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点随身用品。我希望尽量轻装简行，把其他东西收在两个大皮箱里，放在俾斯麦府内的地下室里。路格·埃森的车子已挤满瑞典人，我们决定搭高架铁路到万湖转车，再在波茨坦广场下车。火车塞得满满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挤，因为这似乎是唯一仍畅通的一条线。波茨坦广场车站盖在地下，还保持得一尘不染，雪白的瓷砖……等一走上地面，对比实在太强烈，整个区像一片不断冒烟的废墟，广场周围所有大型建筑，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馆之外，全部倒塌。旅馆虽然残破，却还算完整，不过所有窗户当然都已经震破了。
我们出发去艾伯特家，拖着行李穿过蒂尔加滕区的泥巴和灰烬，四周房舍全被烧黑，仍在冒烟，公园内仿佛1914—1918年的法国战场，树木又秃又瘦，折断的枝丫散得满地，有时还得用爬才能通过。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鹃花丛，不知它们下场如何？明年春天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摆，我们从头到尾都得步行。
其实这两天私家汽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无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这类紧急状况派上用场。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牌照，但也没人管束。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车辆必须尽量让陌生人搭便车。因此尽管轰炸灾情惨重，柏林的交通却渐渐恢复到战前的样子。可惜我们运气不佳，所有经过的车辆都已挤满。有一次，我们被一位长相非常特别的士兵拦住——他大概刚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颓废派的唯美主义者兼酒馆谐星——他极优雅地做手势建议我们别再往前走，因为炸弹已落在瑞典公使馆正前方五次。我们转进班德勒街，本来陆军总部的办公室就在那条街上，但也被炸毁了，几十名穿着灰绿色陆军制服的军官及士兵在瓦砾堆里爬来爬去，设法抢救档案。等我们往下走到海军总部时，发现两处景观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在瓦砾堆里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蓝色的制服。好笑的是，唯一没被轰炸严重破坏的外国使馆竟是盟军的敌人：日本及意大利使馆！这两栋建筑最近才盖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标才对！
走了将近一个钟头才到艾伯特家，却得知计划在最后一分钟受挫：瑞典人的确找到一名驾驶员，可是他已四天没进食，为了让他提神，他们不仅喂他食物，还给他喝了些白兰地，结果他醉得不省人事，现在毫无用处。我决定先去向办公室申请准假，下午再回去看情形。
罗玛莉和我慢慢沿着兰德格拉芬街走下去，因为我们听说基克·施图姆的房子也被炸了。虽然他唯一的兄弟已在法国阵亡，但他却仍被派往俄国。那条街上没有一栋房子幸存；等我们走近他家时，果然只见外墙还站在原地。我们问救火员住在房子里的人是否安全，他们说应该没事，不过隔壁的人仍困在地窖里。“至于那一栋，”他们指着对街一幢六层楼的大型建筑说，“里面的人全死了，总共300个人！”因为地窖被炸个正着。我们再走到库达姆路上，住在那里的每一家人几乎都是我们的朋友；大部分房子也都被炸中。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那栋巨大的花岗岩公寓大楼已成一堆瓦砾。和奈特贝克街相交的转角等于片瓦不存（包括我们最喜欢的小餐厅“小酒馆”），只剩下一小堆碎石堆。放眼望去，到处可见救火员及战俘——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忙着朝废墟内灌空气，意味着还有人被困在那些坍塌的地窖里。
另一栋被毁的建筑前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围观一位年纪大约16岁的年轻女孩。她站在一堆碎砖上，逐一捡起砖头，仔细擦拭，然后再扔掉。据说她全家都死了，被埋在了废墟下面，所以她发疯了。这一区看起来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甚至连街道都不见了，让我们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劳赫街的办公室。
办公室居然没被毁，真是奇迹！我在楼下碰到一位人事室的长官，便对他说我有一位年长的父亲，我现在有机会带他下乡。起先他并不乐意，后来听说我们是“轰炸灾民”——现在这个身份是救命的护身符！——他才准假。我向他保证司里一有需要，我便会尽快赶回来，然后给了他塔蒂阿娜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赶快趁着他改变主意之前开溜。
罗玛莉和我在格斯多夫家喝了一点热汤后，继续在城里沿户搜寻失去联络的朋友。
过去这几天，数不清的粉笔留言不断出现在被炸毁房舍的焦黑墙上：“最亲爱的B先生，你在哪里？我到处寻你不得，请来和我同住，我有空房。”或“躲在这间地窖里的人全部得救了！”或“我的小天使，你在哪里？我担心极了。你的弗里茨。”等等。许多人返家后看见这些留言，也用粉笔在每段话底下答复。我们就靠着这些留言找到好几位朋友。等走到被炸毁的那栋办公室前面，我们也在瓦砾堆里捡了几块粉笔，在大门旁边的石柱上写下一行大字：“蜜丝和罗玛莉没事，住在波茨坦俾（斯麦）府”。大老板看到了想必会很不高兴，但我们众多的男性朋友向来喜欢整天打电话，而且可能还会亲自来这里找我们。
这时西班牙大使馆的莫亚诺突然驾车出现，告诉我，他们的大使和许多西班牙人第1天晚上都在伊甸旅馆里吃晚餐，幸好玛莉亚·皮拉尔·奥亚尔萨瓦尔和她丈夫来不及赶回家，因为他们家塌了，所有躲在地窖里的人，包括他们的佣人，全死了。另外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费德里科·迭斯待在家里，结果他家跟附近所有房子一样，开始着火，街上挤满了人。他便找出家藏的陈年白兰地，传递着请大家喝。
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艾伯特家等待后续发展。那栋房子简直像座冰库，因为玻璃屋顶及玻璃窗全被震碎，所有的门铰链也都断了，我们穿着外套坐在厨房里直发抖。艾伯特家另外一位来自格鲁吉亚也准备跟我们一起去马林巴德的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则裹着数条围巾，头戴一顶压得低低的帽子，坐在客厅里弹了一下午钢琴，弹得极美。第1次空袭后，那可怜的家伙带着所有家当逃离正在燃烧中的旅馆，投奔伊甸旅馆，弄到一个房间。可是第2天晚上伊甸旅馆也被炸毁了，现在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失去的东西中包括四双全新的皮鞋，令他特别心痛！
等待之际，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突然冲进来搂住我的脖子尖叫道：“蜜丝，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她在第1次空袭过后回家，发现她和迪基·弗雷德合住的那栋房子只剩下一堆瓦砾。直到第2天，她一直以为自己一无所有，失去一切；后来她碰到让—乔治·霍约斯，后者说替她抢救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她非常开心。
阿加才刚离开，女演员詹妮·尤戈便驾车出现。先拥抱我，然后宣布迪基·弗雷德已搬去她在克莱道夫的房子里，她只是来帮她拿一点东西。就这样，我们逐渐得知朋友们的下落，但消息还是传得很慢，而且有时候很吓人。
第1次空袭后，父亲曾经出门企图寻找一家俄国朋友德费尔登夫妇。他们的房子倒塌，先生在地窖里被救了出来，还活着；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才把他太太挖出来，头已经不见了。那可怜的女人一直极畏惧空袭，每次都坚持抱一大本《圣经》下地窖。虽然我的胆子也愈变愈小，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
经过数小时的等待，瑞典人终于通知我们必须再延后24小时才能启程。
父亲先回波茨坦过夜，我转到格斯多夫家去喝茶，却发现网球冠军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也在那里。他刚从瑞典回来，看见柏林城内的惨状，几度落泪。接着年长的乌克斯库尔男爵穿着他门房的大衣，驾着一辆军车来到。他在他们家屋顶上救火直到黎明，终于不得不放弃。他的公寓在顶楼，本来有许多极好的藏书，却一样东西都来不及抢救。那栋建筑里还有一个女人被烧死了。结果我错过了路格·埃森的车，得自己搭火车回波茨坦，幸好乌克斯库尔男爵送我一程，让我在夏洛滕堡车站下车，路上竟面不改色地问我，要不要下星期日卡拉扬演奏会的入场券。俾斯麦夫妇看到我回家似乎并不惊讶。
晚上又传空袭警报，但并不严重。
【注】
希特勒在计划将柏林变成他“千年帝国”的首都时，选择曾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狩猎场的蒂尔加滕区作为新的外交特区，并于1938年开始建筑一群新使馆，外观全是希特勒自己和他的总建筑师斯皮尔最喜欢的壮伟纪念碑式风格。日本和意大利因为是德国主要盟国，使馆又最大，皆于1942年竣工，但在大战最后几周历经盟军轰炸及巷战之后，损毁极严重。
意大利在1943年09月投降之后，在德国占领区境内的所有意大利军人都被迫选择到萨罗为墨索里尼残余分子组成的共和国效忠，或被监禁，参与劳动；后者被称为“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