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3日
星期二
昨晚柏林城中心大部分被炸坏。
下午下大雨，我奉命离开办公室去取一份开会需要的文件。新老板布特纳对这类会议有狂热的劲头，几乎每天都开；可能只是想“检阅麾下兵团”。我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在路上被淋得浑身湿透，开会也迟到了。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我正奔下楼梯想回家，门房拦住我，说出那几个可怕的字：“15级空袭！”意味着大批敌机正朝这边飞过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回楼上，警告那些住得比较远的同事最好留在办公室，否则可能会被困在路上。等我打算离开时，警报已响，外面雨势还很大。因为知道巴士一定马上就得停驶，我决定走路回家，然后在路上把我刚写给塔蒂阿娜的一封信投进转角的邮筒里。
街上挤满了人。很多人只是站在外面，因为雨势的关系，能见度很差，大家都认为空袭的时间不会很长，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回家后，玛莉亚·格斯多夫告诉我，她丈夫海因茨刚从柏林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打电话回家，警告她敌机数目比平常多出很多，这次空袭可能会很严重，然后说他会在办公室过夜。我因为没时间吃午餐，饿坏了。玛莉亚叫厨子老玛莎热点汤，我则上楼换上毛衣及长裤。同时一如往常，收拾了一个小提箱。父亲在他房间里替两个年轻人上语文课，吩咐我别去打扰他们。
我刚收拾完行李，高射炮就开火了，而且立刻变得非常剧烈。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出现了，我们都奔到厨房后面、平常躲空袭的那间半地下室里。才刚挤进去，便听到第一批飞来的敌机。他们飞得很低；这时高射炮的炮声突然被另外一种声音淹没——高爆弹！起先很远，后来愈传愈近，到最后仿佛就落在我们头顶上似的。每爆炸一声，整栋房子就摇晃一阵。空气压缩力可怕极了，噪音震耳欲聋。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地毯式轰炸”——盟军称之为“饱和轰炸”。有一刹那，一阵碎玻璃如雨点般落下，地下室三片门的铰链同时断裂，一齐朝室内飞来。我们把门压回去，靠在上面，希望能把门固定住。我把外套忘在外面，却不敢出去拿。这时一串火星嘶嘶作响落在地下室入口处，几位男士爬出去把它扑灭了。大家这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存灭火的水，赶紧把厨房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外面的噪音因此被压下去几分钟，但马上又开始了……这次飞机不像往常一波一波来袭，而是不断密集地从头顶上飞过，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正在一团乱的当儿，厨子把我的汤端来了。我觉得如果我开始吃的话，一定会吐；我甚至无法安静坐着，每传来一阵爆炸声，都吓得我跳起来。向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亲，从头到尾坐在一把藤制安乐椅上。后来有一声爆炸声特别响，我又跳起来，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坐好！万一天花板坍了，距离你才会远些……”可是爆炸声接连不断，仿佛要把人的耳膜都震碎，碰到轰炸最密集的时候，我干脆站在他后面，紧抓着他两个肩膀，算是自保。好一锅粥！——他的两个学生瑟缩在墙角里；玛莉亚紧贴着墙壁，面色凄惶地为丈夫祈祷。她不断叫我离家具远一点，怕我会被家具的碎片击中。炸弹如雨点般不停掉下来，隔壁一栋房子突然倒塌，父亲用俄文呢喃道：“就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吧！”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末日真的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外面慢慢安静下来，父亲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每个人都灌了几大口。然后，轰炸又开始……直到晚上9：30，头顶上飞机飞过的嗡嗡声才消失。这次来袭的飞机少说也有几百架吧。
就在那个时候，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厨房里的电话铃响！原来是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从波茨坦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无恙。他们听到几百架飞机飞过头顶，但因为能见度低，看不清楚到底灾情有多严重。我答道：“非常可怕！”他立刻表示要来接我，我跟他讲不用了，因为最糟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他答应找到罗玛莉·舍恩贝格之后再打过来。
等最后一架飞机飞走后，又过了半个钟头警报才解除。不过早在那之前，一位不知名的海军军官已经把我们大家都叫出屋外。他说本来一点风都没有，后来突然刮起来，火势因而开始蔓延。所有人都站在屋外的小广场上，果然看见三面的天空均一片血红。那位军官解释说，这才只是刚开始而已；最危险的情况要等到几小时后才会来临，那时会燃起真正的火风暴。在我们走出屋子前，玛莉亚已发给每个人一条湿毛巾覆盖住脸孔——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小广场早已烟尘弥漫，几乎无法呼吸。
大家回到屋内后，父亲的两个学生爬上屋顶监视附近的火势。这时住在隔壁的丹麦代理大使斯蒂恩森抱着一瓶白兰地出现，众人站在客厅里谈话，不时吞一口酒。后来电话铃又响了，仍是戈特弗里德，听起来似乎忧心如焚。他打电话去贝恩特·穆姆家，罗玛莉本来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在那儿吃晚餐，但他们说警报一解除，罗玛莉就不见了，没人知道她的去向。戈特弗里德认为她可能想来找我，可是我们这周围一片火海，我很怀疑她是否过得来。
怪的是，他一挂断，电话就坏了——别人还是可以打进来，我们却打不出去。而且水、电、煤气通通停了，大家得用手电筒和蜡烛照明。幸好之前我们已将所有澡盆、盥洗池、厨房水槽和水桶全部装满水。这时外面风势迅速变大，仿佛海上风暴般不断呼啸，窗外只见一阵阵火星像下雨似地落在我们家和附近房舍上，而且空气愈变愈污浊，也愈热，一股股浓烟不断从被震开的窗户涌进来。我们巡视屋内，发现除了窗子被震破、几扇门铰链脱裂外，幸好没有别的重大损害。
正在大家抽空吞咽三明治充饥时，警报又响。我们一声不吭地站在窗旁半个钟头，屏息等待空袭再度开始，结果却听到警报解除声；显然只是敌方侦察机前来察看轰炸后的破坏情况。本来一直保持镇静的玛莉亚，这时突然涕泗纵横，因为她先生仍无音讯。我虽然已困得要死，仍决定在电话机旁守夜，遂裹了一条毯子躺在沙发上，将电话机摆在身旁的地上。半夜1点左右，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一起从波茨坦打电话来，但才刚接通电话就断了；不过至少大家不必再替她担心了。
将近2点，我决定去睡一会儿。父亲走进来替我拿手电筒，让我把鞋子脱掉清洗一下。3点钟，玛莉亚也不支睡着了。然后我听见电话铃响，她高兴地大叫，显然海因茨没事。接着她很快入睡。后来不时有建筑物突然倒塌，或是定时炸弹延后爆炸，将人吵醒，让我心跳剧烈地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火风暴的火势已达高峰，屋外的狂吼仿佛火车通过隧道一般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