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08月07日

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
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
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
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上，端给我一杯茶。
他笑着开开着玩笑。
在互相寒喧以后，他问我是听了谁的话着手对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
我回答说，我的文章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只是想丰富我的知识，能对中共正在进行或即将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然后我说，从1928～1938年这一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它的进行情况，代表们的发言，等等），在党的文献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充份的反映。
毛泽东问我，我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还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再一次告诉他是我自己想做，因为我对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事情确有兴趣。
毛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然后他说：“好吧，我将亲自负责来说清一些主要问题。
我想我是惟一能在这方面帮助你的人。
好吧，可以。”
他提议我们立刻就开始工作。
我拿出笔记本，还没准备好，他就口授起来了。
看得出来，毛是习惯于发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记下了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始要叙述的问题。
毛懂得如何进行工作。
在不出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就研究中应该着重谈什么，不应该谈什么问题，扎实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想提我自己的计划，但他甚至连听都不听。
他的全部论点的实质就是：“我是这些大事的主要参加者，是见证人，我是最好的评判人。”
接着，他规定了一个务必遵守的条件，即我写完的文章必须经他过目，都要由他签上名，从而使文章具有真实性，使其意义更为重大，等等。
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进行写作，否则他就拒绝帮我阐明一些问题。
这一切看来颇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党及其发展情况、党内思想冲突等问题，都由他亲自来谈。
而我则只能从他那里了解事实以及对事实所作的解释。
这时，毛明确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讨论这些问题。
他甚至说，他要就此提醒每个同志，不经他同意，不得跟我进行任何商讨。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
中共领导内部关系的本质已经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须严格服从中共中央主席。
当提到关于红军的组织和发展问题时，他表示要给我上堂课。
他专横地把其他材料来源说成是“不合适的”和“有毒的”。
在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进行讨论。
在我们分手时，毛泽东说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谈话。
我得一个人来。
他说我用不着译员阿列耶夫帮忙，因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听懂所有问题。
毛说：“旁人只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
他开始吹捧我，同时，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们。
我表示感到惊奇。
毛竟反对我的意见，态度之粗鲁和生硬，使我猛吃一惊。
毛几乎喊叫着告诉我说，在延安，谁都不可信任，我的苏联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等等。
接着，他又赞扬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来。
但这还没完。
我临时走，他又对“在对付蒋介石问题上束缚了中共手脚的”博古、王明等“教条主义份子”辱骂了一番。
他激动地想要说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继续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路线，还说，“教条主义者的头头，实质上是党的异己份子，是分裂者，是机会主义者”，等等。
他要论述的大致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显地反映出毛在威信、荣誉和权力问题上是多么敏感。
他想成为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绝对正确的人，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

【注】
许多说法认为：
本日记系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或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撰伪造。
据称内容在资料来源下加入了相当部分的杜撰和修饰。
即便如此，也可以抱着审慎的态度从日记内容中获取一些其他信息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