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日

晴

《照照镜子》，凌波遗著。在他的整风笔记的末尾，大概就是他的绝笔，录以自励并作纪念。距凌波去年九月三日逝世恰十一个月了。

季米特洛夫所提的挑选干部的四个基本标准，是每一党员或干部的一面明镜。我们应该经常拿来照照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干部。

季氏说：

“我们的干部应该是对工人阶级事业抱无限忠心，对党抱无限忠心……证明自己实在抱有这种忠心的。”

我加入共产党十七年了，时间不为不久，可是我的进步很慢。大革命前，还没有入党，我是完全凭着正义，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站在不平则鸣的立场上和当地的一些豪劣作斗争。当时那班豪劣骂我们为三无党，究竟他们所指的是什么三无，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一时期我不知道工人阶级，更不知道共产党。大革命时，凭着我一点革命性，加入了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叫得很凶，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工人阶级，还没有真正认识党，更谈不上对工人阶级对党抱忠心，尤谈不上抱无限忠心。大革命失败后，有些至亲好友，劝我“不再干”了。自首条例颁布后，悬赏通缉令发下后，甚至有些人劝我自首，县政府奉省政府令每隔一、二月派队伍来家搜索，有人交人，无人交通缉奖金，还得勒索旅费，弄得家庭变卖，鸡犬不宁。在这种严重时期，我虽不曾自首，可是还不曾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还不能够说对党抱无限忠心。老实说，我完全是抱着“士大夫重气节”的观念来坚定自己的。

直到逃往上海，找到党的关系，恢复了党籍，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在严密的秘密环境和艰苦的日常生活中，读过几本马列主义书；经常看到了小型的党报（上海报、红旗及互济会一种经常改名的刊物）；按期参加了党的小组会，亲眼看到了燕子窝贫民窟里惨苦的工人阶级的牛马生活，听到了厂主资本家及其走狗巡捕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的情形，我才一天一天地更多的认识了工人阶级、认识了党。

后来我在秘密工作中两次被捕，在法庭上，在巡捕看守严重威骇下，在叛党分子及敌人利诱下，不曾说一句损害党的威信、破坏党的组织的话。两次同时在一个机关被捕的人都多：头一次十七人，后一次七人，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敌人对我格外注意，同人中亦多注意我的态度。换句话说，如果我的态度不坚定，敌人可以拿我的例子去诱惑别人。我在这个时候，总是坚定自己，以严正的态度去坚定别人。所以两次被捕的二十余人中，只有一个年十六岁的交通小鬼，曾经被迫自首过，其余均能坚定下去，不屈不饶的听敌人处理。我在监狱里参加过两次有名的绝食斗争，一次在西牢，绝食四天半；一次在苏州陆军监狱，绝食两天半。我在绝食斗争中，多少起了一些领导作用。我在绝食斗争中被巡捕头打得很凶，我的右眼几乎被印度巡捕打瞎了，所以现在我的目力非常坏。

总括的说，据我自己的经历，要真正明确的认识阶级与党，对党抱无限忠心，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如我这样在旧社会生长壮大起来的人，遍身都沾染了恶浊，如果不是长期党的锻炼，便说自己对阶级、对党是如何抱无限忠心的人，还须得党加以考验。

季氏说：

“我们的干部应当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相信他们在斗争中有无限决心和牺牲精神。”

我在未入党以前，凡与我接近的群众，都有过很好的联系。在前清当学生时期，曾和同学作过好几次反对黑暗教育当局的斗争；在政治上反对过“割闽换辽”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都起了一些领导作用，有一次记了两大过，只差一大过便要开缺了。在斗争中我能抓住同学情绪，共同提出要求。后来在本县办理地方教育，正值五四运动以后，结合全县的前进人士及一般进步青年，和当地顽固守旧派作斗争，一直到大革命为止。我在这些斗争中，耗财呕血，任怨任劳，不曾灰心丧气，不曾怨天尤人。对人的态度总以忠恕谦谨自持，所以颇能得到一部分群众的信任。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奔走流离中，东宿西餐，好几次遇险，得到，群众的引导和掩护得免于险。这些，都是平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收获。后来逃到上海专做党内秘密工作。这时的工作方式除在党内有必要的组织关系外，其他任何社会关系都要隔绝，家庭也不许通信。脱离社会关系的孤家寡人，直到后来进了苏州监狱，才又与群众发生关系。在此时期中，凡与我同牢房的烟犯、盗犯及其他军事犯，我都以群众模范自矢，在牢房中的任何苦役，我和他们一样担任。外面如有餽送，我都和他们平均分配。每天口讲指画教育他们，尽尽诲人不倦的工夫，监内其他同志亦大部分能这样做。因此党的政治影响在苏州监狱非常大，影响到一些看守均能同情我们。七七事变出狱时，我们得到几个看守的帮助，找旅馆、搭大船、理发、吃饭，有的不要钱，有的只收半费，都是几个看守帮我们弄好的。当然这些收获还是整个党的政治影响扩大所致。我们只是在群众面前尽了纤微的推动之力。

不过，我与群众接近时，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经常以一定的尺度去量人。凡不合尺度的人，虽不深恶痛绝，内心总有些不高兴，对人说话有时过于严肃。凡不深知我的人，不觉有些畏缩，不很好的和我接近，这是我值得自警的。

季氏说：

“我们的干部应当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最容易发展，最容易长进。”

提到这一条，我真是惭愧得很。我一生总以为自己百不如人，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去做。大革命时在湖南省党部当书记长时，三个常委都不多管事，可说我是大权在握，可以展其所长，可是我总是怕多负责任。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都是些机密的技术工作，无所谓独立方向。在长沙办事处时，日常工作都能独立负责解决，一遇政治上的复杂问题，总是和徐老商决，在商讨问题时，不能表现出创造精神。因此，徐老常说我过于妄自菲薄。我自己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做一部分不多需要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作，我能够很好的完成任务。我入党后没有政治上犯过受处分的错误，这不是说我不曾犯错误，这是证明我没有独立工作能力，怕负责任，因为真正有独立创造工作能力的人，不一定不犯错误。

季氏说：

“我们的干部应当有遵守纪律的精神，……受过布尔塞维克主义锻炼的。”

根据季氏所说，我对遵守纪律的原则，还把握不住。我过去对党纪的认识，以为遵守党纪，只要自己坚决的自觉的执行党的决议，服从上级指示，与自己一切违反党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便算对党尽了应尽的义务。如季氏所指示“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与一切离开布尔塞维克主义路线的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中”，我都没有很好的做到，这是值得我此后多下苦功的。

以上所述都是过去事实，来行院后所犯错误和缺点，下期再写（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