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

波兰事件正在迅速发酵。

4月26日，在将斯大林的信件递交丘吉尔后，我决定采取“观望”的立场。然而，波兰-英国圈子里却动作不断。丘吉尔和艾登同西科尔斯基和拉钦斯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波兰政府应如何回应莫洛托夫4月25日的照会。波兰人盛气凌人，而英国人要求他们不要冲动行事。波兰政府的公报草案被两次退回修正。据说，丘吉尔曾对波兰人的行为大加斥责。我不知道那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不管怎样，人们期待已久的波兰政府公报经多次修正后终于在28日晚发布。罗斯坦在电话里把公报的内容读给我听。这比预期的还要糟糕。

晚上十一点左右，我意外接到艾登的电话。

他说：“你们的《苏维埃战时新闻》是一份好报纸，但为什么它会如此猛烈地攻击西科尔斯基和他的政府？报纸称之为‘希特勒的代理人’……‘法西斯分子的帮凶’。”

说完这些之后，艾登问道：“您有没有看过刚刚发布的波兰公报？……我和首相为此确实作出了很大努力！”

“不，我没看过，但我在电话里听到了。”我回答。

“您的印象如何？”

“没有。”我厉声说道。

“没有？”艾登失望地叫喊，“为什么呢？”

我回答：“在我亲自读完公报之前，我将不会对此作出评论。”

我们的电话交谈就此结束。

今天上午，我接到艾登的紧急电话，他要我过去见他。这是在我见过丘吉尔之后第一次与艾登见面……艾登并没有转告我关于4月27日至28日波兰与英国会谈的情况，我从其他渠道了解到零星信息。现在，艾登显然已经决定要履行他“作为盟友”的职责，正式向我报告情况。

……艾登看上去确实很不安。

他继续说：“最近几周以来，各方面都进展顺利。我们与你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首相对此非常满意，但却出现晴天霹雳！……我担心这个不幸的波兰问题可能会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对我来说，我当然尽我所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谁知道呢？……我想请您，从您的角度，帮我把英苏关系保持得和以前一样友好。”

我回艾登说，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帮忙，对此他大可放心，但我认为我的帮助完全没有必要。莫斯科的同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他们会尽自己所能，将问题产生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接着，我提到了公报。我说我已经读过了，并对这份文件有了清晰的认识。我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不会开始讨论公报的要点。我只想问艾登一个问题：“公报中好几处强调了‘波兰共和国的完整’，用通俗的话解释，这就是在说1939年的边界。昨天晚上您跟我说，您和首相为公报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似乎暗示着您和丘吉尔是公报的共同作者。我应否借此推断英国政府承认1939年的波兰边界呢？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我向政府建议如何诠释公报的意义和重要性之前，我必须先了解这一点。”

艾登几乎是目瞪口呆。他显然没有料想到，过去两天发生的事情竟然会引来这样的解释。

“不是这样的！”艾登一反常态，十分激动地叫道，“英国政府在波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一切都像过去一样。把首相和我称为公报的共同作者是不对的。完全错了！我们坦白告诉西科尔斯基：‘这是你们的公报，波兰人的公报！我们对此不承担责任！’首相和我对波兰最初的草案作了一些改进，仅此而已。您知道我们改了什么吗？只有斯摩棱斯克的坟墓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首相对西科尔斯基说：‘不要再想那些死者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们复生！想想活着的人吧，想想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波兰人屈服于我们给的压力。现在发布的公报是我们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但无论是首相还是我，都不是公报的共同作者。”

等艾登说完，我说道：“您对什么是共同作者和什么不是共同作者的区分如此微妙，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现在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我应该如何向我的政府报告英国政府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的立场？”

“请告诉您的政府，”艾登激动地答道，“像过去一样，英国政府不以任何形式保证波兰1939年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