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

斯大林的来信在午饭前到达。该信事关波兰。斯大林告知丘吉尔，鉴于苏联和波兰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而这种异常是波兰政府的行为所致，特别是波兰政府在德国最近的挑衅事件（德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一万具波兰军官的尸体）上的立场，苏联政府已经被迫与西科尔斯基政府“断绝”关系。信中进一步表示，西科尔斯基政府必定和希特勒政府在这一事件上达成了协议：德国和波兰的媒体同时就“发现”尸体事件发动宣传战。斯大林表示，他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理解这一行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西科尔斯基政府一直追求的政治路线，把罪强加给苏联政府。斯大林也向罗斯福发出了相同内容的信。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我立刻想到首相可能不在城里。我亲自给他的秘书打电话。我猜得没错：昨天晚上，丘吉尔去了他的查特韦尔乡村小庄园（伦敦以南三十英里）过复活节。我必须作出选择：要么亲自去查特韦尔，要么通过首相的秘书转交信件。考虑到事关重大，我选择去查特韦尔。秘书给丘吉尔打了电话，随后告诉我，首相会在查特韦尔等我一起吃晚饭，并会派一辆车来接我。

晚上七点左右，我离开了大使馆，不到八点就到那里了。尽管那辆车是从首相的车库发出，开车的是一名陆军司机，我们还是在庄园的入口处被警卫拦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喊道：“停车！”他们很激动，甚至用他们的刺刀指着我们。我忍不住笑出来。后来，丘吉尔暗自笑道：“我不需要他们（那些士兵），但陆军部坚持派他们来……”

他挥挥手，仿佛在说：“让他们自娱自乐好了，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丘吉尔的乡间庄园的主楼现在已经封闭了，战前他曾在那里住过几年，我也曾不止一次到那里拜访他。现在只有主楼旁的一小排房间仍可居住。这房子是丘吉尔在老马厩的旧址上自己动手建造的。（毕竟，他是个泥瓦匠！）我记得丘吉尔曾经自豪地向我展示他的大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1938年）。那时，他把这房子用作书房和画室。（因为丘吉尔还是一名艺术家！）现在，丘吉尔偶尔会回庄园，通常住在这里。

丘吉尔的一位秘书出来迎接我，他立刻给我倒了一杯雪利酒。

“首相正在换衣服，”这位秘书说道，“他很快就会回来。”

我忍不住想：“英苏关系的‘正常化’进程真的已经到了需要丘吉尔打黑领结出席晚宴的地步吗？”

我问秘书，除了首相，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家。这位秘书说，丘吉尔夫人在海滨，女儿们在伦敦，但是布拉肯过来和首相一起过周末。

“信息大臣正在沐浴，”秘书微笑着说，“他也很快会下楼。”

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听到了墙壁后面的某处传来浴缸排水的声音。

“首相来了！”秘书突然大声说，并从座位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丘吉尔走了进来。我的担心被证明是错误的！首相身着他常穿的连体裤。他热情地用力与我握手。

秘书走了，我向丘吉尔递交了斯大林的信。他开始看信，越往后看，他的脸色就越阴沉。丘吉尔看完信时布拉肯刚好走进了房间。……这位信息大臣穿着一件无尾礼服！真是见鬼了！

丘吉尔一言不发，把信递给布拉肯，接着转身问我：“断绝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回答说，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断绝关系，只不过不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也不向波兰政府递交任何官方文件。至少，这些是我们在伦敦收到的指示。当下就是这样。至于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兰政府的行动。

“无论如何，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泄露苏联政府的决定，”丘吉尔继续说道，“大肆炒作此事将是最不幸的。只有德国人会从中获利。”

……就在此时，管家走进房间，宣布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围着一个小桌子吃饭。我们一共有五个人（丘吉尔、布拉肯、我、秘书和管家），坐得很挤。菜单很简单：牛奶汤（竟然可以吃！）、一块炸三文鱼和一些来自丘吉尔“自家菜地”的芦笋。餐后我们喝了咖啡，抽了烟。当然，丘吉尔还是抽他习惯的雪茄。

吃饭的时候，秘书向丘吉尔报告：已经根据他的指示把信件的内容通过电话传达给艾登。

“艾登非常不安！”秘书补充。

晚饭结束后，管家和秘书都离开了，留下丘吉尔、布拉肯和我。我们继续谈论这封信。

丘吉尔说，他今天刚刚写完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同样也是关于波兰问题的！如果我没来，他今晚就会把信发出。现在，看了斯大林写来的信后，丘吉尔认为有必要修改他自己的那封信，或是另外写一封新的。首相唤来他的秘书，要秘书把那封没有发出的信件拿过来。他把信交给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读的话，拿去。但是，看过之后就把一切都忘掉，因为这封信已经不复存在。”

我笑着从丘吉尔手里接过信，快速地浏览了一遍信的内容。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最近波兰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引起了英国政府极大的忧虑；苏联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关闭苏联境内的波兰援助组织，宣布所有在苏联的波兰人是苏联公民，拒绝波兰军人的家属离开苏联，等等）又给在中东地区的波兰部队带来极大的痛苦；虽然在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侨民的行事方式无疑带些挑衅意味，但改善波兰与苏联的关系有利于盟军团结，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允许驻扎在中东的波兰士兵的家属以及四万适合服兵役的波兰人离开苏联将是一件好事。

我总结了对丘吉尔信件的总体印象，说道：“还好你没有发出这封信，它可能会在莫斯科引发不满情绪。”

“为什么？”丘吉尔问道。

“简单地说，整封信的基调是，苏联方面是苏波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随后，我谈到了波兰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戈培尔最新挑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底线。苏联政府意识到维持盟国团结的重要性，它在这方面并不亚于英国政府。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过去一年多来，苏联政府在波兰政府和波兰侨民问题上一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耐心。但凡事都有个限度。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苏联政府被迫作出强烈反应。

丘吉尔让布拉肯把最近发生的事情细节告诉他。当布拉肯提到波兰和德国计划通过红十字会“调查”犯罪现场时，首相愤怒地大声说：“无稽之谈！在德国的占领之下，能有什么样的调查？”

随后，他面带狡黠的微笑，补充道：“让德国人先从该地区撤军，然后我们再进行调查！……只是，我怀疑希特勒是否会表现出必要的利他行为！”

我说，关于“调查”的整个计划应该被“扼杀”在萌芽中。然而，英国政府和英国媒体保持沉默，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他们尽管未必支持这个计划，但至少也不反对。

“布拉肯！”丘吉尔说，“立即‘消灭’这个愚蠢的冒险行为，请你采取必要的措施。”

布拉肯承诺将遵照首相的指示，将它作为紧急事件处理。

丘吉尔接着说：“然而，你们和波兰人之间的冲突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如果你们能够同意让波兰士兵的家属和那四万适合服兵役的波兰人离开苏联，和平就能恢复。”

……然后，在被布拉肯偶尔打断和干预下，丘吉尔开始跟我说，西科尔斯基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极端分子”正在向他发起猛烈攻击，指责他在布尔什维克面前软弱无力、卑躬屈膝。目前还不清楚西科尔斯基能否设法坚持下去。如果不能，谁会上台掌权？正是那些“极端分子”会接管政府。这让丘吉尔得出一个结论，即跟现在的波兰政府打交道时应该慎之又慎。

到布拉肯说话了，他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危险”：罗斯福的处境非常微妙，美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手中有大量的选票，而美国的三千三百万天主教徒可能很容易就选择支持波兰人。选举即将到来，罗斯福不能忽视天主教徒的总的情绪，尤其不能忽视波兰人的情绪。所有这些都可能束缚总统的手脚，导致美苏关系恶化。

……丘吉尔一直沉默不语，慢慢地吸着雪茄。他不时喝一小口摆在他面前的威士忌苏打。最后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需要全力关注波兰问题。我会跟艾登商量。我还要再发一封信给斯大林。我得认真考虑一下。”

我和丘吉尔一直待到接近午夜。我们谈了很多，讨论了很多事情。除了波兰，还谈了很多其他问题。要记的东西太多了。我会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时刻记下来。

丘吉尔强调说，他当然不相信德国人到处投放的关于一万名波兰军官被杀害的消息……但确实如此吗？在我们的谈话中，丘吉尔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德国人的声明被证明是真的，我对你们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你们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当前，我处理一切事情主要是从一个战士——一个只关心尽快击败共同敌人的战士——的立场出发。”

在另一部分的谈话中，丘吉尔还告诉我，几天前，西科尔斯基告诉他，数千名波兰军官在苏联“失踪”。1941年12月，西科尔斯基曾经向斯大林询问他们的去处，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在第3种情形下，丘吉尔突然开始大谈“在战争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自行其是的低级指挥官们有时也会“做出可怕的事情”。

我坚决地批评了丘吉尔的半怀疑态度。他急忙向我保证，他对我们没有任何怀疑。但我依旧认为，关于波兰军官被谋杀的事件，丘吉尔对我们的清白还是有一些“隐晦的保留意见”。

丘吉尔很高兴地回忆起他与斯大林的会面。……给丘吉尔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斯大林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有他的军衔。丘吉尔甚至产生了些许嫉妒。今天丘吉尔告诉我：“我不再叫斯大林作总理了，我称他为元帅！当然，他既是元帅又是总司令！”

这时，他转向布拉肯，笑着补充道：“或许我也应该当元帅？”

布拉肯表示支持，但丘吉尔反驳道：“不，我不能当元帅……我们没有这样的头衔。或许可以当个文职将军？”

丘吉尔再次大笑起来，但我可以看出，拥有高级军衔的想法确实完全吸引了他。然后，他用一种更严肃的语气对我说：“实际上，我是这里的总司令。当然，我不能总是做我想做的事，但我总是能阻止我不想做的事情。”……我问丘吉尔：“在上次的战争中，您是政府的一员，跟沙皇政府打过交道。而在这场战争中，您是政府首脑，在跟苏联政府打交道。您可否告诉我，您觉得这两个政府是否有不同之处？如果有，那是什么？”

丘吉尔答道：“当然有。最重要的是，苏联政府比沙皇政府要强大得多。”

他补充道：“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存在是俄罗斯……俄罗斯……它的人民，它的土地，它的森林，它的文化、音乐、舞蹈……它们永远不会改变……我与俄罗斯打交道，我与俄罗斯并肩作战，而且我想与俄罗斯共建未来……”

然而，在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上，丘吉尔毫不妥协。他在谈话中说道：“我不想要共产主义！它违背了我们的天性、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如果有人想在我们的国家建立共产主义，我就会像现在对付纳粹一样毫不留情地对付他！”

丘吉尔的声音像喇叭声一样回荡，他的眼里闪烁着敌视和愤怒的火焰。

当我回到家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1939年波兰被肢解，以大批波兰战俘被俄罗斯人关押为终结。大多数囚犯是在迈斯基和西科尔斯基于1941年7月达成《苏波互助协定》后获释的。然而，近两万名军官仍下落不明。政治局在1940年3月决定处决他们，正如日记所示，斯大林为了掩盖对这些军官的冷血屠杀可谓煞费苦心。至今还没有历史学家对大屠杀背后的动机给出确定和令人信服的解释。德国人在他们的军事行动中偶然发现了被害者的坟墓，便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挑拨盟国之间的关系。4月12日，德国人宣布了他们的发现，并邀请波兰人与红十字会进行联合调查。卡廷惨案让斯大林尤为尴尬。如果关于这些囚犯命运的真相被公之于世，就可能危及这个不稳定的同盟之间微妙的关系，就如同1939年的大清洗使苏联的外交陷入瘫痪并损害了与西方的谈判一样。因此，斯大林对任何指控都反应激烈，并积极实施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行动，其中甚至包括在红军解放卡廷地区后，对墓中挖出的尸体进行误导性尸检。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