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

艾登今天飞往美国。根据计划，他将离开三四周。没有他，我们也得想办法继续开展工作。这确实有些不幸：我和他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向我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们也学会了相互理解。这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然而事实无法改变，我得适应这种情况。

昨天，在艾登离开之前我和他谈了一次。这是一次有趣的谈话。

当我舒服地坐在艾登对面的椅子上时，他问我：“那么，你有什么临别愿望要对我说呢？”

“我有什么愿望？”我说，“一个最重要的愿望就是，你不要在任何涉及我们的问题上向美国作出承诺。如果你在华盛顿用义务绑住自己的手脚，你会发现以后跟我们打交道时处境艰难……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例如在1941年12月你访问莫斯科期间。”

“在这方面你大可放心，”艾登满怀信心地说，“我在美国不会承诺任何义务。我们和你们有同盟关系。在安排任何三方谈判之前，我们必须先与你们达成一致。”

……然后，话题转向了主要的欧洲问题。在动身前往美国之前，艾登想要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总体上捋一遍。……第1个问题是关于德国的：在盟国取得胜利之后，它的未来将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回顾了莫斯科会议（1941年12月）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以及斯大林和其他苏联代表发表的进一步声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战后的德国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削弱，以防它幻想发起新的侵略行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裁军、分割（可能是以几个德意志国家组成联邦的形式），以及诸如实物的赔偿等各种经济措施。艾登完全赞同这个结论。

第2个问题与波兰有关。它的未来如何决定？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措施？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会作任何猜测，”我说，“但在我看来，至少有一件事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将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不能让它们再次落入波兰的统治之中。英国政府也基本上赞同这一观点：寇松线总体上与我们在1941年确定的边界一致。”

“但是，你们的要求似乎超出了寇松线的范围，例如里沃夫。”艾登小心翼翼地反驳我。

“是的，我们要里沃夫，因为那是个乌克兰城市，而不是波兰城市。”我回答道，“然而，里沃夫偏偏离寇松线不远，而且我们只是‘总体上’接受了寇松线。……这里仍有协议的余地。”……艾登急匆匆地转移话题，表达对波兰未来的担忧。我也有同样的担忧。

我说，在我看来，战后波兰的未来是不明确的。艾登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941年，我们曾开会讨论与波兰人签订互助条约一事，我在会谈开始时就很明确地表达了立场。我们支持一个独立、自由的波兰，但它应该建立在自己的民族边界之内。我们愿意帮助这样一个波兰，我们能够与它保持友好关系。我们无意干涉波兰的内务，让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行事。就像艾登也知道的，我们并不反对东普鲁士并入未来的波兰——只要进行人口交换。再重申一次，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建立在自己民族边界内的波兰。

“问题在于，”我接着说道，“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它满怀帝国主义野心！……这很大程度上是波兰自古以来历史精神的延续。波兰人从未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系统发展的国家。为什么呢？原因显而易见。政治家智慧的精髓在于设定与可获得的资源和手段相匹配的政治目标，但波兰人从来没有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恰恰相反，他们几乎总是在追逐那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引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说，就是他们心比天高，却能力有限。可以回想一下他们在十七世纪征服俄罗斯的企图。那是多么荒谬啊！……结果呢，波兰人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自立的国家。”

艾登打断了我的话：“你说得很有道理。你还记得俾斯麦说的‘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吗？”

“你说的没错，”我表示同意，“但伦敦的波兰政府明白这一点吗？不，它不明白。否则，它就不会追求这种荒谬的路线。很明显，苏联在战后将成为东欧的决定性力量，那么波兰政府与苏联抬杠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话题从波兰转到了波罗的海诸国。

我说：“在跟美国人谈判时，得让他们明白，现在是时候放弃那些与波罗的海有关的猴子把戏了。对我们来说，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已经被永远决定了，不会再有变化。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根本不需要讨论。如果美国人非要提出这个问题，那结果只会引起美苏间不和。谁愿意看到这样呢？无论发生什么，波罗的海国家都将是苏联的一部分。”

艾登回答说，就他个人看来，波罗的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会在访问期间试探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艾登接下来问：“芬兰怎么办？”

我回答说，他可以从我们之前的通信和谈判中充分了解苏联的观点。我们想要恢复1940年《莫斯科和平协定》条款，加上贝柴摩，再加上一个互助协定。这些条件不能打任何折扣，否则我们不能接受。芬兰对我国的威胁必须一次性消除，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艾登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表示同意。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可以总结如下：“随你便，只要不和美国人起纠葛就好。”

……我说：“总之，我想请你让美国人明白，改善美苏关系最糟糕的方式就是他们慈父般过分亲热的态度。……在美国有一种思潮……它断言二十世纪将是‘美国世纪’。我发现这样的口号通常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必须使用这样的词语，我认为更合理的说法是，二十世纪将会是‘苏联世纪’。”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艾登饶有兴趣地问。

“出于以下原因，”我答道，“如果你试着想象一下历史进程的总体方向，那么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很明显，资本主义的文明时代正逐渐被社会主义的文明时代所取代，这始于1917年。我不知道这个改变的过程要用多长时间，但它的基本方向是毋庸置疑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当然，它将是一个社会主义世界。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二十世纪都将被证明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从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很明显，苏联代表旭日，而美国代表夕阳，但这一事实并不排除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在一段较长时期里持续存在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艾登是否理解我的话，也不知道我的论点是否说服了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观点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引发了他的思考。

……艾登笑着说：“你说的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或许也是对的……现在，如果美国是夕阳，那我们英国是什么呢？”

“你们？”我说，“你们和平时一样，总是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折中路线。你们会找到它吗？我不知道。这是你们该关心的事。不过，从你们对贝弗里奇报告的反应判断，你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所充满的激进的历史变化的意义。”

临别时艾登对我说：“我真的很感谢与你的这番谈话，这对我和我在美国将要进行的会谈很有帮助……”

“祝您访美成功！”我说。

此次访问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艾登的意愿是好的，我没有理由质疑他对英苏同盟的诚意。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强或立场坚定的人，所以我很担心美国的环境会对他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艾登启程之前，给他“打打气”似乎是个好主意。从本质上说，我没有跟他讲任何新的东西。此前，在讨论这个或那个问题时，我曾经多次把同样的想法一点一点地向他详细阐明。然而，如果时机恰到好处，重复我们的观点（尤其是以一种更全面、更确定的形式）有时被证明是有益的。这似乎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关于这次会谈，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相当简洁，坚称自己只是一个听众——“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参与谈话”。艾登关于此次会谈的正式报告与迈斯基的日记记录相吻合，尽管艾登似乎完全是被动的一方，而迈斯基一直滔滔不绝。艾登的回忆录对这个报告的记载极其简单，关于他认同迈斯基主要观点的所有文字都被删除。然而，当他在华盛顿时，艾登告诉萨姆纳·韦尔斯：“迈斯基曾经拜访我，并将苏联的立场详细地告诉了我。”艾登对苏联的立场进行了详细重述，并补充说，尽管他不是作为“苏联大使”到访华盛顿，但他相信，“迈斯基先生向他表达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有价值”。但在他那笼罩着冷战阴云的回忆录中，艾登则倾向将自己与那些苏联观点划清界限，以一个简短的判断结束了关于此事的论述：“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顽固而消极的。”这一次，迈斯基的做法完美地发挥了作用。返回伦敦后，艾登向迈斯基详细描述了在华盛顿的谈判，以及总统认同绝大多数苏联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实际上并非来自莫斯科，而是源于迈斯基本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对这些观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让迈斯基用一份长达二十三页的电报，详细阐述关于在战后欧洲创建一份共同政治纲领的可能性。然而，几天后由卡廷惨案引发的危机爆发，使得情况发生了逆转。此外，苏联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获胜后，外长们秋天在莫斯科开会重新谈判时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而那时，迈斯基已被召回苏联。

伦敦对俄罗斯的态度显然处于波动之中。英国在北非沙漠作战中取得胜利后，人们对第2战场的热情大大消退，议会中的顽固保守派更是如此。罗斯福也对李维诺夫的“第2战场的狂热”感到不耐烦，他让哈里曼打电话给李维诺夫，要他安静，“甚至到了说我们可能会要求把他召回的地步”。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