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日

蒋中正为纽约前锋论坛报第十一年时事问题讨论会发表专文，由我国驻美公使刘锴代为宣读，嗣并经由电台向全世界播出，呼吁人类基于三民主义之共同祈求，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以消弭一切帝国主义。

附录

　原文：「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信徒的遗嘱，开始便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提示，我们于一九二七年以后，虽国民革命已推倒军阀，统一中国，仍自认为革命政府，而不加以深思者常曰：『君等既建立全民的政府，为何仍名之为革命，意者其将革自己之命乎？且革命将何时终止乎？』　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有三个根本主义：(一)民族主义，目的在达到完全的国家独立。(二)民权主义，目的在推行澈底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义，目的在改进羣众的生活，使人民普遍满足其生活；我辈相信经此次战争之后，我中国必已充分的达到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至其余民权、民生两大目标，恐尚须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方告成功；国民革命的目的，一日未完全达到，即吾人革命的责任一日未尽，我辈所以自认为革命政府，即表示吾人革命责任之所在。先言国家独立：　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最终目的在求得全世界人类真正之平等，关于民族被压迫之痛苦，我们中国所受的经验为最深，所以我们对于战后不仅要求得中国之完全独立，也主张世界再没有被压迫受痛苦的民族，为着人类永久的幸福，大西洋宪章及罗斯福总统所提倡之四种自由，要普遍的为任何人类所共同享受，我们相信在战后决没有变相的帝国主义思想残留于世界。再说民权主义：阶级的画分，虽先进的民治国家亦不能避免，然而中国一贯的政治思想却是『民为邦本』，所谓民，是无分区域或贫富的，所以中国在其思想与生活方式上，本来是天然的民治化，中国社会上一向以来就没有富人可压迫贫人，而从政的权利亦不是那一个阶级所能独享，但表现民意的机构与制度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复杂工具，并不能于一朝造成，有经验者自能知之；我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要实现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采取以财产或职业为限制的选举制度，这个理想的实现，当然更需要较长时期的准备，但我们必将不断努力，以达此目标。再言民生主义：　中山先生在逝世最后的数年中，对于中国经济的建设计划及撰述最多，对于将来中国经济建设所结的果实，坚持其为全体人类所享有；余相信　中山先生伟大的表现，尚无逾于此点者。近数十年来，中国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任指挥及推进之责，同时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最可痛恨者，又有日本的百方牵制，为此种种原因，经济建设几乎完全停滞。此次战事结束之后，中国既已脱离桎梏，中国政府必能完全自主的行使职权，不受牵制，自必专以开发国家为责任，中国的人民亦必充满欲于物质上、精神上建设国家的志愿；余深切感觉大时代即将到临，且觉此大时代必将消纳中国人民数代的力量，造成使友邦人士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种种对社会的贡献；中国完成他的经济建设，不仅为本国的繁荣，也要对世界有裨助，民生主义的目的，决不仅为一个阶级或一个国家谋利益，而要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类都能增进其生活。上面所说种种，本来光明的希望，曾经于对日本惨淡的抗战中给予吾人以不少的鼓励，但若此次世界的合作，不能成为事实，则此种希望行将变为灰烬。余闻之余之美国友人对于实行家的意见，较对于理想家者尤为尊重，余一生为革命而奋斗，且半生戎马，是以认清有着重实际的必要，除非我辈对世界一切不拘大小的民族，忠实的愿望，待以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公道，我辈任何人将不能得有和平与前进，余深信我辈有铲除不公道及暴力压迫而战斗的联合国家，必能成就此世界改造的伟业，必能组织有效的国际团体，立刻实现和平及公道；并且同样急迫的开始将这原则适用于我辈本身，虽使我辈各国有所牺牲而不惜，上次世界大战卡伐尔被戕时，曾讲：『在此须使临终之前，余只觉单知爱国确尚不足。』我辈应勿忘此至理之言。对于新的国际秩序，我辈中国人虽非盲目轻信其能使世界变成桃源，亦不信其只有幻梦而已，『四海一家』之义，乃中国大同性的哲理所固执者，此种主义于　中山先生所指示的途径，至少已使我辈中国人知其非幻想家，而系最伟大的实际主义者。最近有中国将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盖在欧洲『富拉』的原则，不能避开控制与榨取，亦犹『东亚共荣圈』之于日人，只凭荒唐的神话，妄想以一个民族统制其他受征服的民族，中国并不期望以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或任何种类的闭关主义，代替西方式的帝国主义，我辈应从同盟集团及其他特殊作用的团体，进而作有组织的全世界的结合，我辈以为世界在新的自由国家间，平等互赖的世界，非东方式的闭关主义，亦非欧美式的闭关主义，而系全世界整个的合作，乃得消弭任何方式的帝国主义而代之。」

相关人物：Franklin Roosevelt　孙中山　刘锴　（？）卡伐尔　

出处：卷5上 234-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