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08月16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1940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
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1936年到1938年来到这里，那时他们还不到二十岁。
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
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
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
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牺！“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
实际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
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01日担任重要职务。
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
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
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
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心地隐瞒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
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
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
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源远流长的文雅的汉语面目全非了，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不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取而代之。
这种难懂的语言是贫乏的，矫揉造作的，粗鲁的。
“结果，人们除了被迫织袜子，做棉衣和打补丁之外，渐渐地把劳动技能忘掉了。
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干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劳动习惯了。”
事实是，年轻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专长。
“说得轻点，特区培养出来的党干部，基本知识的水平很低。
甚至学生也不都会看钟点，他们的算术很差。
未来的党的工作者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专业，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别人。”
这里的人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自我牺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以及日本强盗”，并且准备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三五个日本兵肯退出一个地方。
“
所有这一切都使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非常生气。
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绝对化的判断，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
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
他们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干出英雄主义的业绩来，就会为祖国的利益，任劳任怨地做任何艰苦的工作。
我曾亲眼看见，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地抗击日本人的。
军队训练很差，又是受到军官贪污腐化行为的腐蚀，也谈不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就是这样的军队，设法在抵抗日本人。
正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施加了压力，抗日统一战线才组织起来了。
在延安，大多数青年确实是忠于他们的国家的，这一点我清楚。
至于腐化这类丑恶现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的。
（待续）

【注】
许多说法认为：
本日记系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或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撰伪造。
据称内容在资料来源下加入了相当部分的杜撰和修饰。
即便如此，也可以抱着审慎的态度从日记内容中获取一些其他信息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