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

艾登十二点半召见我。他对首相访问苏联的决定表示非常满意，尽管首相将在收到答复之前飞往埃及——待几天，也可能是一周。空军部将会为我准备一架飞机。

我向艾登表示感谢，并告诉他，关于他所关心的事，我目前无可奉告，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莫斯科。

在谈到首相即将进行的访问时，艾登表示，他希望丘吉尔和斯大林能相处融洽，互相理解。

“如果你能为他们翻译就好了！一个翻译不仅必须翻译言语，还要能翻译谈话的精神！你有那样的天赋！首相告诉我，当你为他与莫洛托夫的谈话作翻译时，他觉得自己和莫洛托夫之间的语言障碍已被消除，不复存在。”

我又向他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在莫斯科……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1942年的日记就在这样一个戏剧性和至关重要的时刻戛然而止。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迈斯基想要参加首脑会议并对事件进程产生影响的愿望没能实现。正如我们所见，这次会议是艾登与迈斯基策划的颠覆性方案的一部分。只有成功促成一次首脑会议，才能阻止迈斯基在莫斯科影响力的迅速下滑之势。现在，他赌上自己通过动员公众舆论而获得的强大影响力向丘吉尔施压。然而，越过苏联政府向英国议员们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化的呼吁，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一个绝望者的演讲”。

迈斯基把赌注压在丘吉尔需要通过展示与斯大林的团结来巩固自己在英国的政治地位上。他没有意识到，丘吉尔的首要目标其实是获得一个喘息空间：在此期间，丘吉尔可以不受阻碍地为进攻北非作准备，同时转移要他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还能确保俄罗斯在战场上持续进行抵抗。

迄今为止，丘吉尔一直坚决抵抗美苏这两个新盟国改变他边缘战略的企图。他成功地将自己的战略强加给不情愿的参谋长们（尽管是在清洗了高级军官之后才做到的）和罗斯福，此战略与总统的专业军事顾问所作出的更好的判断背道而驰。实际上，丘吉尔对于前往莫斯科极为反感，但他认为，通过面对面的会谈，可以说服斯大林相信发动跨海峡进攻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使其转而接受地中海才是真正的第二战场。

迈斯基希望通过成为中间人——这是他在艾登前两次访问莫斯科，以及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成功扮演的角色——来提升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但他的希望被无情粉碎。迈斯基寻求艾登的介入来稳固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但这只会使他的处境更加糟糕。8月4日，这位受到羞辱的苏联大使不仅向艾登承认他不会去莫斯科，还恳求他“不要再在这件事情上同苏联政府进一步交涉”。

丘吉尔对他的赞扬于他并无助益。在莫斯科时，丘吉尔由于语言障碍倍感沮丧。丘吉尔向艾德礼抱怨说，巴甫洛夫“这个小翻译，比迈斯基差远了”。丘吉尔在其位于克里姆林宫的住处与斯大林进行了最后一次开诚布公的会谈，其间，他惊讶地发现，斯大林“对迈斯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当丘吉尔称赞迈斯基是“一位不错的大使”时，他似乎只是增加了东道主对迈斯基到底忠于哪一边的怀疑。据丘吉尔所说，斯大林对他的评价“表示同意，但说迈斯基可以做得更好；迈斯基的话太多了，管不住自己的嘴”。回到伦敦时，丘吉尔确信，正如他告诉克里普斯的那样，苏联政府将会召回迈斯基，因为他“话太多了”，取代他的将是一个无名小卒。

尽管如此，迈斯基还是试图通过“冒昧”给斯大林发去私人信件来影响谈判。在这封长信中，他对丘吉尔的目标作了详尽的说明。他把赌注压在了自己对首相的无比熟悉之上，大胆向斯大林提出如何对付丘吉尔的明确建议。他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对他来说，目前至关重要的是消除关于丘吉尔可能会同意开辟第二战场的任何幻想（是他自己催生了克里姆林宫的这种幻想）。事实上，在同一天写给李维诺夫的私人信件中，迈斯基曾两次强调自己“感觉并不是特别乐观”，并表示相信丘吉尔会将开辟第二战场推迟到1943年。然而，对他来说，努力推翻意识形态导向的评价同样至关重要。自莫洛托夫从伦敦和华盛顿回来后，这种评价就在莫斯科盛行：丘吉尔和罗斯福刻意回避开辟第二战场，他们企图借此来削弱俄罗斯。迈斯基不认同这些看法，但他知道这些看法可能会导致苏联脱离现有的同盟组织以及进一步的战略撤退，或者更糟糕的是与德国单独媾和。

迈斯基会发现，要挫败牢牢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这种新说法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他在提议继续施加压力以推动跨海峡进攻计划的同时，也主张提出“更切实可行的……附属要求”，诸如增加对北部与高加索地区的物资供应和军事援助；但最重要的是，他主张与丘吉尔建立长期的政治和军事联系。尽管斯大林不喜欢迈斯基，但精于盘算的他还是认真倾听了他的大使的建议。这已经不是斯大林第一次把对手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把首倡者处理了。

8月12日晚上，在丘吉尔抵达苏联首都后不久，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期待已久的会面。据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说，当丘吉尔承认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时，斯大林好几次“紧皱眉头”。随后，丘吉尔热情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讲述，将“火炬行动”作为第二战场的替代方案推出，而这一行动“不一定要在欧洲实施”。在斯大林讲话时，丘吉尔画了一幅鳄鱼图，他挥着这幅图解释说，他的目的是“当（俄罗斯人）攻击鳄鱼的硬鼻子时，我们攻击鳄鱼柔软的腹部”。当丘吉尔回到位于森林中的住所时，他确信自己已经成功地使斯大林动摇。英国大使热情地（但是，唉，为时过早了）告诉艾登，丘吉尔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十分“高明”。丘吉尔直截了当地摧毁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前景，“而斯大林一心想要开辟第二战场，这就使得首相现在向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更有吸引力”。英国大使总结道，这次访问“前景光明”。

丘吉尔仍然兴致高昂，他迫不及待地想在第二天早上与莫洛托夫进一步讨论“火炬行动”。他没有注意到别墅里装有麦克风，也没注意到俄罗斯职员在场，吃午餐时他忘乎所以，称斯大林“只不过是个乡巴佬”，自己“很清楚该如何对付他”。令丘吉尔感到懊恼的是，他发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态度难以捉摸，后者希望将这些棘手问题留到丘吉尔与斯大林晚上会面时再谈。丘吉尔晚上到达克里姆林宫时，斯大林向他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指责英国废除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并对“火炬行动”置之不理。

在丘吉尔给罗斯福和内阁的报告里，他描述了这场“最令人不快的会谈”，其间斯大林说了“许多侮辱性的话”。丘吉尔吹嘘说，他对此作出了反击，但是“没有任何嘲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医生指出，丘吉尔在会谈结束时“就像场内一头被斗牛士刺得发疯的公牛”。尽管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很多无礼的对待，但他却高明地对他的随行人员以及内阁和未来的史学家隐瞒了一个事实：让他真正感到困扰的是，他想让斯大林转而支持“火炬行动”的算盘完全落空。丘吉尔怒气冲冲地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启程回伦敦。于是，将丘吉尔从“强烈的，但却已经不切实际的家族和民族自豪感中”唤醒的任务便落在了英国大使的肩上。克拉克·克尔对丘吉尔的言行举止进行了尖刻的描述，字里行间充满了指责。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看到一个手里掌控着整个民族命运的人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行事。我不想提醒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不要异想天开，遑论提醒他不要做非常愚蠢的事。”在一次极其开诚布公的谈话中，克拉克·克尔说服丘吉尔，“无论斯大林说了什么伤害他自尊的话，都不能对俄罗斯见死不救。即便只是为了挽救年轻的生命，他也一定得收起自尊”。

这出戏的第三幕即将上演。迈斯基曾向斯大林建议、打开丘吉尔心扉的关键在于进行“一次纯粹私人性质的、讨论各种话题的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才可能取得他的信任，建立进一步的了解。双方在斯大林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的无效会谈后，在访问的最后一晚，苏联领导人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他邀请丘吉尔到他的私宅去“喝一杯”。丘吉尔提出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有意不作回复，却同时匆忙地在家里作准备：安排了一顿精致的晚餐，摆好三人桌（莫洛托夫稍后也加入其中），同时也要女儿准备来会见这位重要的客人。

在斯大林家里，他们“坐在摆满膳食的餐桌边。所有菜式中最显眼的是一只烤乳猪，桌上还有不计其数的酒瓶”，这一切“看上去都像婚礼的钟声一样欢快”。在整个气氛融洽的晚餐中（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斯大林一直在取悦他的客人，不再提及第二战场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从丘吉尔那里得到了迈斯基所称的“温和的第二路线”的援助，然而，考虑到他对单独媾和与日俱增的恐惧，更重要的收获或许是让丘吉尔承诺：在战后必须粉碎普鲁士军国主义，解除德国的武装。

首相回到别墅时心情大好，他确信在“见过斯大林的女儿，而且还一起喝酒、吃饭、开玩笑”之后，自己已经被斯大林“接纳”。自此以后，他确信自己“已与斯大林建立了一种私人关系，就像与罗斯福总统所建立的一样”，因而会“全力支持乔大叔”。离开莫斯科时，丘吉尔吹嘘说，关于第二战场令人失望的消息，只有由他“亲自告知才不至于引发严重的分裂”。更重要的是，他还不遗余力地欺骗内阁与罗斯福，使他们相信斯大林在接受了坏消息之后，已经“完全相信‘火炬行动’的巨大优势”。丘吉尔还补充说，他希望“‘火炬行动’能得到大西洋两岸的全力推动”。然而，没过多久，这种说法就遭到了质疑。当迈斯基向艾登解释说，“很难让俄罗斯人民相信，我们在非洲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有着同样的价值”时，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重新浮出水面。迈斯基不停地向媒体散布关于丘吉尔访苏的“悲观报道”。他将无法开辟第二战场视为一个“灾难”，而且尽管他“个人对首相极为敬佩”，但仍警告说，这“将会作为首相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而被人记住”。

现在分派给迈斯基扮演的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他要淡化丘吉尔所宣扬的莫斯科谈判取得成功的说法，同时还要重新鼓动开辟第二战场。他的办法是“逐一”与伦敦各大报纸的编辑进行会谈。这不可避免地使他与英国政府中的盟友们发生冲突。他“到处与那些无知和不满现状的人密谋”的这一事实，促使艾登向丘吉尔抱怨，指责“迈斯基逾越了大使的特权”，并要求首相谴责他的这种行为。与此同时，迈斯基很快就失去了对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控制。8月下旬发生在迪耶普的灾难性袭击对于他推动第二战场的开辟行动而言是一记致命的打击。丘吉尔的心腹布伦丹·布拉肯指出，“工人们表现很好……关于斯大林开辟第二战场的呼吁，他们的反响并不热烈”。

11月初，英美盟军成功登陆北非并在阿拉曼战役中取得胜利，使迈斯基煞费苦心发起的“立即开辟第二战场”运动宣告结束。而为了这场运动，他赌上了自己的外交生涯，要不然，真正受到威胁的是他的生存。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斯大林，而且讽刺的是，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在战争中实现统一盟军战略的可能性。迈斯基手里的好牌正在迅速减少。他向年迈的韦伯夫妇透露，克里姆林宫严重怀疑英国将军和统治阶级正“迫切希望德苏军两败俱伤”，这样英美就能主导和平进程。迈斯基担心政府“可能会与那些乐于重新掌控德国的资本家们，而不是希特勒与他的纳粹党、达成妥协”，这或许是对先前苏联考虑与德国谈判的一种翻版。俄罗斯人荒谬地指责称，英国没有经过审判就扣留赫斯，是打算让他在与纳粹德国或与战后对英友好的德国政府的谈判中充当中间人，而此时，“俄罗斯在打败希特勒的军队后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实力”。

迈斯基与克里姆林宫的对抗使他在英国也陷入了越来越尴尬的境地。在英国，他的“言行举止看上去非常奇怪而且令人担忧”。斯大林对自己大使的贬损态度使英国人认为，迈斯基的指责和愤怒是他“自行其是”。艾登对迈斯基“感到厌烦”，发现他变得越来越“麻烦”，而且“非常难以相处”。当迈斯基向艾登表达对俄罗斯援助的感激之情时，有人听到外交大臣嘟哝说：“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讨厌鬼对任何事说过谢谢。”然而，对迈斯基来说，他与丘吉尔建立的亲密关系对他的政治生命以及能否继续留在伦敦都至关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关于他要“被调到斯德哥尔摩”的新一波传言。他现在拼命想抓住丘吉尔这根救命稻草，在与首相的私人通信中，提醒丘吉尔，他们两人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还衷心地希望将来也存在”。然而，首相只是给了他一个含糊的礼貌性答复，称他也“怀有相同的诚挚情感”。

10月18日，迈斯基向莫斯科报告说，英国试图让公众相信，斯大林接受了丘吉尔放弃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并以在北非的行动作为替代，但自己成功挫败了英国政府的企图。第二天，斯大林迅速向迈斯基发去一封电报，表达了他的观点，即丘吉尔反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其希望看到苏联被击败，“以便以牺牲英国的利益为代价与希特勒或布吕宁达成妥协”。斯大林还称赫斯是英德谈判的潜在中间人。

迈斯基可能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小心翼翼地给斯大林发出一封篇幅甚长且论证严密的反驳回电。他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挑战，坚称丘吉尔不可能希望苏联失败，因为即便德国没有控制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一旦它成为欧洲霸主，“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英帝国的终结”。迈斯基一反常态，鲁莽地告诉斯大林，自己已经就苏联的“政策与战略”得出了一些“切实的结论”，并承诺会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些结论告诉他。然而，斯大林对他的观点置之不理，终止了这场讨论，并指导他：“作为一个速战速决的高手，丘吉尔显然受那些期望苏联战败……和与德国妥协的人的影响。”未卜先知的斯大林对丘吉尔作出的在1943年发动跨海峡进攻的承诺不屑一顾，因为他“属于那种可以轻易承诺，也可以轻易忘记或违背诺言的政治人物”。

的确，在12月初，丘吉尔告诉迈斯基，尽管他赞成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但他认为到那时美国人还不能完成在英国的部署。丘吉尔和罗斯福现在提议，在首脑会议上与斯大林讨论未来的战略。然而，斯大林明白，他们只想告诉他关于不得不推迟在欧洲大陆的军事行动的坏消息，那他宁愿不参加定于新年时召开的卡萨布兰卡首脑会议。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