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06月07日

《周日快报》对第二战场的有关报道暂时告一段落。官方的意思似乎是我们进行的空袭就是第二战场了。显然报社接受了某种来自政府的暗示，对相关报道低调处理。如果政府仅仅希望报社不再报道一些误导人的谣言，那为什么不及时禁止？很可能政府已经决定要登陆，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报纸媒体才在表面上假装反对，虚晃一枪。在谎言交织的生活中，最显而易见的说法恰恰最令人怀疑。参见大卫·阿斯特讲的关于火车上两个犹太人相遇的故事：

第一个犹太人说：“你要去哪儿啊？”

第二个犹太人说：“柏林。”

第一个犹太人又说：“你这个骗子！你故意这样说来骗我。你很清楚，要是你说你去柏林，我就会以为你是要去莱比锡，但是你实际上要去柏林，你这个龌龊的骗子！”

上周二（1942年06月02日）晚我和克里普斯（之前他说想多和文化人接触）、燕卜荪、杰克·科蒙、大卫·欧文、诺尔曼·卡麦隆、盖伊·伯吉斯，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位官员）在一起长谈。我们谈了大概两个多小时。谈话跟平常一样，最后也没有得出像样的结论。不过克里普斯很通情达理，愿意听我们讨论。与克里普斯大胆辩论的杰克·科蒙言语有力。克里普斯讲了一些让我很吃惊的事，我甚至感到有点害怕。其中一件是：许多有头有脸的人都坚信战争将在十月份结束，也就是说，那时德国人就会投降。作为旁观者，我认为这事简单直接地说就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这场战争能如此轻易取胜，那美国又怎么会社会动荡，美国的百万富翁们怎会做出改变），但克里普斯似乎理解不了我的话。克里普斯说，一旦战争胜利，那么不论如何，幸存的大国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这个世界，而且无论是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都不会有太大关系。大卫·欧文和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人都认同克里普斯的观点。我知道我反对官方的意见，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管理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自己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如果某个集团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那么，其公德心也就不复存在。对于这些人的基本假设是，大家都希望世界可以正常运转，因此每个人都会尽一份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权的官员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他们只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不禁意识到，克里普斯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无关金钱利益，无关阿谀奉承，无关权力名利，他可能真的不在乎这些：这样做仅仅是出于自身的责任感。而责任感会让人自然而然地变得胆怯。此外，一旦你掌权，视角就会缩小。就像鸟的视角和蠕虫的视角一样——它们都看得不真切。

温特林厄姆不承认自己是“托马斯·雷恩巴勒”，我想也许他真的不是。如果不是温特林厄姆，那可能会是温斯特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