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06月04日

礼拜四。

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
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面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的身上。
今天是王实味第1次出席我们的座谈会。

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
他低沉地说：
“……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了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
“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
是的，我说过：
我对托派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我很痛恨的。
现在看到他们与联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被托派修改过），《托洛茨基自传》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
一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
一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份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

“……我认为托派对立三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
（‘胡说！’）……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觉得这和托派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
（“胡说！”）“……看到了鲁迅答托派书，我才站到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主席团制止他东扯西拉的发言，要他明确地答复问题。

“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
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报告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40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得了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说到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

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我要求王实味对下列托派观点，表明态度：
第1，托洛茨基在联共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对于苏联农民问题的观点；……
第2，关于列宁遗嘱问题……
第3，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是王实味曾经和我争辩过的。”另一个同志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
并且说：
“我的观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早教育我呢？”
“这些问题你向党组织提出过没有？为什么不向党提出要求党帮助你纠正？而你偏要到处乱讲？”
王实味不能回答这个反问。

休会的时候，我和王实味一路走出来。
他说：
“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
我冷笑了一声。

下午，他没有出席。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有十五个同志相继发言，痛斥他的托派观点，在以前有些对王实味面目认识不清楚的人，现在也很清楚地认识了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错误是万分严重的，危险的，为了继续了解王实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与态度，大会公推了三个代表，在会后去和他谈话。

休会的时候，主席团宣布休会两天，各人自己阅读：
斯大林选集卷二第85～156页（和反对派斗争的问题），卷三第101～106页（关于列宁遗嘱问题），八七会议宣言，及大革命时代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信等。
为着进一步粉碎王实味所“保留”的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我们需要这些武器。

按：本文写完于1942年6月13日，原文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2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