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05月20日
接毛泽东关于马列学院过去教育方针问题来电[注14]后即复电如下：
“泽东同志：
（一）来电悉。
关于马列学院过去方针请中央根据实际材料做出结论，不必待我回来。
（二）根据我最近一时期的考虑，我认为应该公开说，他是错误的，其错误即在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即你所说的矢与的脱离。
这种脱离在马列学院中即表现为教条主义。
（三）关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的这种错误偏向，在中宣部检查工作时，亦应同样的受到批评。
（四）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偏向，在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干部的头脑中实是顽固的存在着，不加以多方面的围剿与斗争是无法克服的。
我虽不能直接参加延安整顿三风的斗争，然而我在这里仍然一样的参加着。”[注15]

△同日
整理杨家坡十六个租佃关系的材料。
[注14]
1942年05月14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
电文中除指出张闻天05月01日张来信反映情况“很有益处”之外，就说及延安马列学院教育方针问题。
现将这方面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现在延安展开了广大的学习运动，三个月后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关于过去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问题，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时讨论，我觉不必等你，即指出是错了，你的意见如何，或者仍然等你回来，或者你来一电提出意见。
盼复。”
[注15]
毛泽东的电报和张闻天复信均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
究竟应如何估计延安马列学院的方针问题以及学院的历史作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评估，有人并提出需要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