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05月11日

飞机由于负载过重，在哈密起飞时很费劲，后面扬起了厚厚一层尘土。
起先，我们周围是一片澄澈的蓝天，后来飞进了浓厚的雾层。
往后，飞机飞了出来，在晴空按航道飞行。
可是半小时后，飞进了一大片云层！飞机尽可能爬升，但无法钻出云层进入晴空。
再降低一些高度试了试，还是没用。
我们偶尔也飞过小块晴空，得以瞥见山峰、深谷和悬崖峭壁。
有时，飞机贴近山岭飞——只隔了50至100米的距离。
机长嘟囔说：“今年到这时候了，怎么还有雾？这气候真怪！”半小时后，他使飞机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但还是在盲目飞行。
每隔两三分钟，机长就说：“驾驶员，注意方向！”
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
幸亏机长和驾驶员都是有经验的，要不我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写日记了。
我为玛丽亚安排好，让她到了阿拉木图（玛丽亚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妻子——编者）。
1941年07月以后，我一直没见过她。
我们在阿拉木图机场见了面，又分了手。
她现在想必已经回到列宁斯克——库兹涅莰基，回到我们儿子身边了吧！
没想到尼古拉牺牲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朋友——编者）。
确实没想到！这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
只有一点是可以安慰的，那就是他死得很快。
尼古拉的装甲车被炮弹击中着了火，可他还在向敌人射击。
一个气浪把他甩到公路上，德国人当场把他击毙了。
现在，所有这些，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都已成过去，但这个过去是多么悲惨和痛苦哇！它不会消失，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
飞行进入第二个小时。
能见度很低，我们尽可能以最慢的速度飞行。
炸弹架上堆满了货物。
客舱里也乱七八糟地塞满了箱子、盒子和汽油桶。
箱子和盒子里装的是，给中国人在延安的医院运去的医疗用品、电台零件和一架新发电机。
延安的电台设备陈旧不堪，随时都可能失灵。
汽油是供电台的汽油机用的。
它每年耗油两桶！按这样的消耗量，我们供应的汽油足以维持好几年。
不知什么时候另有飞机来。
要是日本进攻苏联，我们就会被封锁在陕西的丛山之中了。
我说的“我们”，是指奥尔洛夫、里马尔和我们在延安的朋友。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被派到延安的医院去做外科医生。
他身材瘦小。
去延安前，他在基洛夫军医学院任教。
我们还不太熟。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里马尔，是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管他叫科利亚，他是去协助我们在延安工作的报务员多尔马托夫的。
我们都穿了皮大衣，还冻得牙齿直打战。
我们从机窗口往外看，暗地担心有可能碰上日本战斗机？我们毕竟是完全处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之内。
这架几经修理的TB3飞机远非强大的新式日本战斗机的对手。
机枪手不时警惕地看看SHKAS（一种在机上用的1.62毫米口径机枪），其实，万一日本人袭击，我们是毫无防御的，很容易被击落。
我们不是在飞行，而是在偷偷潜入延安，飞机简直都要贴近地面了。
下面，山连着山，到处都是山。
黎明时候，天空蔚蓝而明朗。
我心中在反覆考虑着同朱德、康生和彭德怀的会见。
驾驶员在忙着看地图。
……
这是在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写下的记录。
TB3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
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
他问我身体怎么样，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
然后他说：“我很快就能会见你，也许明天。”
他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笑时面带倦容，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
他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志。
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生拥抱我，还吻了我，其他的人在一旁看着。
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
因为我在兰州时，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
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遭受了重大牺牲，当然，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乃至三倍。
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日本轰炸机就无法命中目标。
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务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
我不可能消除对此人的印象，他装得像个要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
康生虽说很谨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
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康生的吻是犹大的吻。
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同机组人员交谈，而康生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拉长了声调在我耳边说：“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就向他的汽车走去，后面跟着手持毛瑟枪的年轻警卫。
司机开动车子，车子一溜烟走了。
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
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毛就看不见了。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
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译员。
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也叫李文），是报务员，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
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尤任，他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阳光闪耀。
TB3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
我现在跟多尔马托夫一道，坐在一间装设电台的房间里，在记下这一切。
多尔马托夫在向莫斯科发报，报告我们的顺利到达。
汽油机在外面突突作响。
里马尔在端详那套无线电设备。
尤任和奥尔洛夫在隔壁房间里安排餐桌。
屋内点着蜡烛，气氛显得很舒适。
除了奥尔洛夫要搬到医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我们全都将在这个小屋里住下来。
多尔马托夫对我说，医院就设在山腰上的几个窑洞里。
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是因为到了延安；尤任、多尔马托夫和阿列耶夫则是由于听到了苏联最近的消息，收到了亲友的来信。
这几位老资格的延安人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
多尔马托夫搞的电台，实际上昼夜都能收听到新闻。
（待续）

【注】
许多说法认为：
本日记系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或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撰伪造。
据称内容在资料来源下加入了相当部分的杜撰和修饰。
即便如此，也可以抱着审慎的态度从日记内容中获取一些其他信息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