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03月20日

董和乔治·叶来访。董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昨天会议结束时，他试图从我这里拿走一份文件。

4点钟举行记者招待会，情况良好，应对自如。

吃晚饭时被蒋介石召见——有关行动和指挥的更多的资料。他无法下决心——还在犹豫不定。如果我当初说，“由英国人指挥”，他是会接受的，但当我告诉他亚历山大将调动96师时，他发怒了。现在如果英国人放弃眉谬，他就将把军队全部撤回。我将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们。

[下面这份未注明日期的文件是在史迪威将军的档案里发现的，也许是在第1次缅甸战役结束不久后写的。］

当蒋介石告诉我，我将指挥缅甸的中国军队时，我发现他希望我能从他的劝告和经验中受益。当时，200师在东吁，22师即将进驻曼德勒，96师靠近腊戍。

他问我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东吁一带把这3个师集结起来，但这一方案未得到同意。他坚持认为，曼德勒是形势的关键所在，他希望把22师和96师部署在那里，以使那里有坚强的防御力量。我们被告知要不惜一切地坚守曼德勒。我告诉他，这将意味着200师被击败，日本人将没有阻碍地直扑曼德勒。我希望把所有的部队集中起来，在尽可能远的地方进行战斗。如果我们能集结起3个师，我们就有可能挡住日本人；而让200师孤立无援就意味着失去它，以后还不得不用仅有的两个师来对抗日本人。不，事情不会这样发展。他以他自己的经验给我举了个例子。他手边刚好有一个郑州的例子，日本人从东面向这个城市逼近。那里有3个师，但是他十分狡猾，没有把它们都部署在前线。他把其中的一个师部署在郑州，命令它死守；把另外两个师撒到西面约50英里处。日本人进攻时消灭了郑州的那个师。但他们没能再向前推进。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道，这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日本人对这个师的拼死抵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已不肯再去进攻另外两个师了。于是，他仅仅牺牲了1/3的部队，就阻止了日本人的进攻。

这种辉煌的胜利没有令我动心：我告诉他，200师处于极为凸出的暴露位置，应该得到增援；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师，我们不能失去它；如果让它去承受抵抗日军攻击的主要压力，那么它的士气将受到打击。蒋介石说没必要为此担心。我可以命令该师坚守并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不必为此不安，也不必神经过敏。我今后将要反复使自己心如铁石，不去理会要求给予帮助的呼吁。要做的事情就是让200师尽其一切力量，独自坚守。

实际上，曼德勒毫无军事意义，没有一个防御阵地的有利条件。蒋从未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显然是认为曼德勒有城墙环绕，因而是个有利的防御据点。他在地图上围着曼德勒画了个圈，指着它用夸张的口吻说，“这里是缅甸防御的关键。别管它的南边发生什么，我们必须在曼德勒部署坚固的防线，保住它。”由于我们已同英国人商定要尽力保住眉谬—东吁防线，因此我坚持要求他再派3个师来。这些师既可以保证曼德勒的安全，同时还可以在南方投入战斗。派遣其他部队得到了保证，我最后也被允许调动22师去支援200师，但除此之外，蒋再也不愿让步半分，显然，他做出的这一让步已违背了他的最佳判断。

甚至在这位大元帅向我讲明了局势的关键所在之后，我依然坚持一项不同的计划，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尽管他十分勉强，但他还是同意我把另一个师调到前方：这将使曼德勒的守卫力量减少到一个师，当我们在东吁败战后，我们将失去两个师而不是仅仅失去一个师。我冒昧地对此进行反驳说，如果我们把3个师都调往东吁，也许我们能够打败日本人，但这个提议使他感到恐慌，因为这将使曼德勒（在东吁后面200英里处）处于暂时无人守卫的状态。接着，他要求我牢牢记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需要用3个师去抵挡日本的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要有5个师，进攻才有成功的希望。这就是中国军队一向奉行不违的信条：既然大元帅能带这个头，畏敌如虎者和无能之辈就总是能找到失实的理由向后撤退，这也符合中国指挥官尽可能保存其部队实力的本能愿望。大元帅还就心理和战术问题给我做了进一步的指示。他告诉我，如果我注意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只需6个月，我就能够对这两种艺术有所领悟。这次艰难的会议结束后我得到许诺，当我在前线感到有必要时，可以把一个师向前调到200师后面。考虑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这已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了。公平地说，对于他，能够让一个外国人在战斗中指挥中国的正规军，肯定是一次极严峻的考验。这种事以前从未有过，而他在试着这样做的时候，和我还刚刚相识，对我所知甚少。我后来发现，即使如此，他也有许多有效的方法来限制权力，但他当初授权时显然未做任何限制，中国最高指挥部的面貌因此而受到很大影响，它也给我争取他们信任的努力增加了额外的困难。我在离开时感到，尽管我听到的是关于战争的荒谬概念，但某种真正的行政权力可能最终将会出现，其他一些人也同意这一看法。幸运的是，我在当时并不知道需要进行多么长的艰苦卓绝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