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

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12月

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六大以来》正式印制。编入的文件，起自一九二八年七月，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共五百余件。这是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

冬

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本年

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写了约一千二百字的批注，大部分写在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内。这些批注主要有：“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本质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据。”“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中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中国主观主义者也带着形式主义性质。”“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三三制’、新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锄奸政策与干部政策，都是新的实践中所发现的诸现象间的新的关联形式。”“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本年

写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篇指导性文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逐篇进行分析和批评。毛泽东批评的这九个文献是：中共中央关于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这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文章通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文章说：“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又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在批评王明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时说：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对于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他们不知道，两条路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本年

为九月至十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书面结论草案，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结论草案对王明“左”倾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结论草案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所犯的严重原则错误。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政治方面，在形势估计上，在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草案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后来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