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6日
星期三
唱歌。
上午写日记。
夜间读中国通史，很有趣味。
晚饭后去毛泽东处，因为很久没看他了，路上想利用一个理由，不然觉得有些无聊似的。
其实这就是自己虚伪的地方。
他正在伤风，一进门就谈起来了，从“做买卖”谈到理解各样人。
我应该过些社会政治生活，我肯干，理解下级动物要先由人入手。
参议会，这是中国的出路……一个学生算不得文化人，必须有了生活，应用了文化才是文化人。
比方蒋介石算是一个……托洛斯基不懂科学的规律性，逞一时的才能……我和周扬、艾青等关系……选举的事，我的做人的态度直了一点……做事应以达到目的为第一……我谈了杜矢甲等的缺点和优点，“他们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们也有别人所没有的长处，他们是有天才的……我愿意他们——凡是有才能的人——全能用在革命上，而且发挥……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至于我个人毁誉是不在乎的……我因为无力量，只好把意见说给那些有力量的人……十颗星是不能比一个月亮的……当然我们也重要……”我说。
接着我们又谈到做人曲直问题，他以黄河为比喻，我以打西洋拳为比喻。
他是主张弯曲些……只要达到目的，我说在不必要弯曲时，要争取空间时间，不必弯曲……同时我也声明自己有时也是用弯曲的。
“我不是说你不会用弯曲，而是说你喜欢用直道……我也是喜欢直道的……”他笑着说。
“人在能曲时就曲，能直时就直。
比方共产党因为不能直接取得政权……所以二万五千里长征了……”我说。
“人家不让你嘛！”他说后，我们一同大笑了。
（我对他们从政治的人有一个共通的感觉，好像他们已经有了既定的主张，对于别人的话，并不十分深加考虑，而且他们总是说自己的一套，不让别人插嘴，听别人的话好像也理解很迟钝，而且理解很不正确，他们没有等待别人说完话而再发言的习惯。
他们不能谈更深的人生问题，所懂得的也是一般的。
毛也犯这毛病，不知是故意还是无心，还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他们并不聚集精力听别人说话的。
王明，洛甫等他们全是如此。
这也许他们水平只是如此。
我究竟要好好理解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本领。
）我们谈到《中国通史》，毛说：“我正在读这本书，很好，只是有一个问题，在秦汉以前为什么没有农民暴动？
（回来我研究了，那时殷周一只有奴隶，还没有农民，奴隶的反叛是有的，但是由首长等率领着)我要问问范文澜……。
我要他们编四部历史：经济、政治、革命、文化……真正弄出点成绩来，使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们再少写些没有内容的文章来..”
“我是很寂寞的……朋友虽有，但是不能谈什么……老婆又不能每天说教……”我说。
“记得鲁迅引某个外国作家说：人生活好比豪猪，不能太近——彼此相刺……又不能太远——脱离温暖——人与人的关系也如此……在一个生产集团里，这是没办法的……”他说。
“你和周扬为什么弄不来啊！
我看他是个好人……”他说。
“没有什么弄不来的。
我是和任何人全弄得来的，单看他们是否肯真诚地和我弄……我对于虚假的人是不饶恕的……”说到这里我出去解手。
“人和人用的方法不同……有爱曲，有爱直……”他说。
“这等到……我四十岁时许也容纳了……现在还不能。
人的进步是艰难的啊！”接着谈到艾青的诗，“我吿诉过他=他的诗已经到了生死问题了……”，“他大概也就不高兴你这话了……”他说。
接着又谈到文人相轻，“鲁迅和周作人是相轻的，而且应该相轻……”他说。
我又说了我的创作态度和目的：“我是凡过去的，全是失败的，从今天起……我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占一席地……”
他说他学习一切为了政治，政治是科学；我说我是一切为了文学。
回来的时候约九点，觉得很轻快。
回来读中国通史。
我预备把通史、近代革命史、中国政治史、世界革命史好好读一番。
艾青的诗是水掺得太多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