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0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演讲，
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指出：
“资产阶级在许多地方讲平等与人民的权利；
但是却可以容许绝对不平等的经济地位。
资产阶级有几千万几万万的财产，而对无数千万的人无衣无食是不管的。
国家社会是建筑在经济结构上的。
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
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于是形成其他一切方面的不平等。
法律上的平等是虚伪的，实际上仅仅保障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自由和权利。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内容。”
“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不仅要求法律上、政治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而且——这是最要紧的——要求济上的平等，要求资本的取消，私有财产的消灭。
俄国10月革命后，有一条法律：
‘不劳动者不得食’。
这法律把经济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大家都要做工，不做工的就没有饭吃，不管你有多少钱。
有了经济上的平等，于是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法律上、教育上及其他各方面都有了平等。”
“资产阶级除了允许经济上不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现在的法西斯蒂则根本不要民主），特别有民族的不平等，如美国讲平等，但对黑人就不平等。
此外还有信教、男女的限制等等。
而无产阶级的民主则打破了这一切的界限。”
演讲在论述民主精神问题时指出：
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
资产阶级口里讲民主，实际上不能实行民主。
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实行真正的平等。
我们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
如果我能剥削你的劳动，而你只能甘受驱遣，这就是不平等，也是没有民主精神。”
“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义。
现在我们同志中，一方面表现民主精神有些不够，另一方面表现有些平均主义的要求，还有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否认组织性，否认我们队伍中有指挥者与被指挥者，否认党内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这种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的要求，并没有平等精神与民主精神”。
演讲认为：
“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说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
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
因此，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
演讲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指出：
“官僚主义不仅在剥削阶级队伍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也存在。
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当权的政党时，官僚主义也严重起来。”
“我们党内存在官僚主义，是因为党内非无产阶级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更不够。”
所以，要肃清官僚主义，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
“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要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这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撤职等只是治标的。
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都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开展。
在共产党员及干部中要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
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动督责自己和其他人，就可以不断防止和逐步克服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