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09月30日

至9月底，若要再为美日间自初春以来即已进行的所谓预备会谈严守秘密，那就有点像鸵鸟了，因为这事现已传遍全世界，近卫公爵关于“在太平洋某地”，其实是在美国领土上与总统会晤的建议，在日本军政界也是众所周知。这类事是不可能保密的，至少在日本是这样，因为听到消息的人太多了。但我们自己绝对保密：国务院关于此事的来电只有杜曼和我本人能启阅，我的回电亦标明只交国务卿。

据我揣测，野村将军处理他那一头的事务时却不怎么内行，他曾多次延误执行训令，而且至少有一次还对工作起过阻碍作用。那次他竟自行提出一个新的协议草案，被华盛顿视为是在倒退而不是促进谈判。等到我们得知此件并非东京所拟、东京并不知情，应予撤销时，几个星期已经被浪费掉了。据丰田将军说，由于语言有困难，他想把会谈移到东京。不过，国务院虽同意可以在东京举行平行会谈，但考虑到总统直接关心此事，仍非常希望主要会谈依旧在华盛顿进行。因此现在会谈多在华盛顿和东京两地重复着，彼此电告情况，如此至少可以保证核对信息是否正确和完整。在华盛顿，总统和赫尔先生，有时是韦尔斯、霍思贝克、汉密尔顿或巴兰廷同野村将军或其助手若杉会谈；在东京，则由杜曼和我同近卫公爵或丰田将军或寺崎会谈。

若把这些会谈的背景分解为一些简单的事实就一目了然：日本人发现，松冈（当然是在近卫公爵和大多数军人的支持下）引导他们加入三国同盟，是下错了赌注；果不出我所料，纳粹分子在日本趾高气扬，结果适得其反；美、英因日本进军印支南部而分别实行经济制裁后，日本政府终于开始看到恶果，不仅认识到与德国结盟，无论德国胜败，日本都将一无所获，而且感到英、荷、美施加的经济压力之重，绝非日本的经济体制所能承受。

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会谈实际上已开始了。一批有影响的日本人士曾劝说当时的大多数阁员与美国和好是符合需要的，松冈本人则长期坚决反对此举，最后还是被劝说便不再激烈反对。尽管他仍旧对我说，根据他自己对三国盟约第三条的理解，美国若与德国开战，也就肯定会有一场美日战争。但之后，与松冈在柏林得到的所有保证相反，德国竟进攻苏俄，由于估计极端错误，松冈被赶出了内阁，以丰田将军为外相的新内阁不久便加紧活动，争取与美国达成谅解。

把国家引到了现在这种境地，近卫公爵要负重大责任，但既然有松冈当了替罪羊，首相也就继续留任了，并且显然并非不愿支持和推动方针的转变。日本正在迅速滑向与美英交战的边缘；我们还知道，天皇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的大臣们，不管实行什么政策，都绝不要使日本陷入与这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战争。我看毫无疑问，天皇对三国盟约并没有好感，之所以允予批准，不过是因为松冈诈称日本即将在经济上被民主国家扼杀，德国必将战胜英国，同时也是因为政府宣传机构精心培植起来的支持极权主义国家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军部的意见，当时占压倒性优势。

无论如何，反正新内阁成立后，近卫公爵和丰田将军便开始全力以赴，争取尽早与美国达成协议，声称愿意满足美国的一切要求，要把预备会谈提升到高峰层级，由首相亲自出马，与总统在美国领土上举行正式谈判。就我所知，首次暗示要举行这样的会晤，是日方4月送来的早期草案中提出来的；后来又提出，预备会谈达成谅解后，美日双方的代表便尽快在檀香山开会，由罗斯福总统和近卫公爵揭幕。不过，作为日本政府的明确建议，这个计划是由外相在8月18日两个半小时的长谈中向我传达的，据我们的记录，此件又于8月23日由野村将军提交总统。一个日本首相，在这个崇奉惯例和传统的国家，竟能如此打破惯例和传统，并且可以说是卑躬屈膝，甘愿到美国领土上去拜会美国总统，就是一个标志，表明日本政府已下了决心，要消除给我国造成的巨大损害，这种损害已经得罪并逐渐激怒了一个强国。

现在正是9月底，尽管日本政府声称自信已经全面满足了我国的要求，会谈却几乎毫无显著的进展，预期的目标也并未清晰。之所以会如此，只因日本人有一种心理，致使日本政府不能让自己把自称准备承担的义务用简洁清晰的语言表示出来。他们提出方案，其措辞总是给争论留下可以做最广泛解释的余地，不是澄清问题而是让人更糊涂，然后要我们接受这些方案，若不全盘接受，即表示惊异，并又着手安排，希望两国政府首脑立即会晤。近卫公爵乘坐的军舰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他去檀香山或阿拉斯加或总统指定的其他任何地方，随行的高级文武官也挑好了，只待出发。

在此期间，我竭尽全力向我国政府描述日本国内形势的实情。9月29日发的电报长达十五页，可算我发过的电报中最长的一封。目的就是要对日本国内有关当前会谈的情势进行一个清楚的并自信是准确的陈述，但也讲明我只是从日本使馆的角度看问题，我呈上的意见完全服从于总统和赫尔先生广阔的视野。他们得考虑似乎日益倾向于赞成对日本采取更强硬措施的美国舆论，当然还得考虑整个世界形势，远东虽与全局紧密相关，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刚才有机会重读了几封我以前写的函电，我曾在里面指出，那时和解的时机已经过去，主张对日本实行强硬政策。我现在仍然相信我当时写的每一句话，后来我还说过，日本政府现在致力于改变方针，包括与美国和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政府极明智地完全执行我所主张的政策，当时我提的意见，结语是这样的：“倘使我们如此行动能促使日本现今的领导者终于失势，日本国内就可能会发生一场思想革新，那时日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也从而得以重新处理。”松冈的失势和倒台主要是由于在德国进攻苏俄的问题上估计错误，但间接促使他垮台的正是美国的强硬政策，日本每采取一个侵略步骤，就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步骤来对付它。我认为，现在有了一个促使日本思想革新、恢复日美正常关系、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的良机。要做到这一切很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是否感到我国的经济措施真会使它在经济上陷入绝境，但也绝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继续施展妙腕的话。

我现在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绥靖政策，而是“建设性的和解”。“建设性”一词很重要。它有构建之意，要建一幢永久性的建筑物，谁也不会那样傻，竟想把它建在不牢固的地基上。与日本进行探索性的会谈，目的就是找到一块牢固的地基，要打下这样的地基，就绝不能在美国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上妥协。其次，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我所主张的强硬政策，所以才造成了有可能实现建设性和解的形势。

对付这些困难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不要忘记，外交实为国防第一线，我们的海军只不过是第二线，我们的陆军则可以说是第三线。如果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奏效，其他两线就不需要动用了；而作为前线后备军的其他两线一出现，又可以大大增强第一线。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必须负起责任，做到无须动用这两个后备军，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在日本这里的职责的。我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也没有哪个人知道，但在我的人生观里没有失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