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日大使呈送国务卿的报告（摘要）

（国务院所记原稿的大意）

1941年09月29日

提及在华盛顿和东京举行的预备性会谈时，大使指出：重读一下今春以来关于此事的来往电讯，便可发现为安排近卫公爵与罗斯福总统会晤，日本政府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最近更是加紧努力，以求不再耽延。大使承认，在会谈中，他只是起一个传信人的作用，但他自然还是希望做一点建设性的贡献，尤其是想尽量正确估计日方对会谈有直接间接影响的那些因素和情况，供总统和国务卿参考，并设法促使日本政府采取美国政府视为达成两国谅解或协议所必需的措施和政策。自1940年07月米内内阁倒台后，日本的对美外交一度暗淡失色。不过，今年07月近卫-丰田内阁成立后，对美外交又获重获新生，变得活跃起来。因此大使迫切希望，虽然新的基础还不够稳固，不足以使人坚信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来的楼房能够长存，但还是不要错过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

大使记得他以前说过的话：在日本，钟摆总是在稳健政策和极端政策之间摆来摆去；在目前的情形下，任何领导人或领导集团要改变扩张计划，就休想能够存续下去；只有设下无法逾越的障碍，才能阻止日本人永久盘踞中国和向南推进。大使还记得他有这样的看法：采取积极措施维护美国未来的安全，固然要冒风险，但不那样做，危险就可能要大得多；只是因为顾虑到美国的潜力，日本才不敢更放肆地侵犯美国的利益；只有显示武力和表明决心在必要时会使用武力，才能制止日本执行其暴力扩张计划。大使还记得他说过，美国这样做，若能使日本领导层最终丧失威信，日本最后就可能发生一场思想革新，日美关系也就可以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亦将随之得到重新调整。

大使指出，美国已在非常英明地实行前面设想的政策。这种政策，加上世界局势的发展，已在使日本领导层丧失威信方面发挥了作用。松冈外相下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大使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日本缔结三国盟约，二是日本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德国一进攻苏联，便打乱了三国盟约的基础，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原是为了防备苏联，获得这一面的安全，以避免受苏美夹击的危险。目前日本正欲摆脱极端危险的处境，以修正原先的错误。大使记得他曾向国务院报告，大意是由于国外事变的冲击，日本的外交政策必然要改变；由于世界局势转向，到一定时候日本的稳健派可能会占上风。他认为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认为，如果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宣言所预示的那种重建世界的纲领能够实行，现在倒是一个机会，可促使日本同走这条路。美国多年来的政策总是克制的，既耐心辩论、努力说服，又加上明示决心，必要时也会采取积极措施，已使日本的政治土壤适宜于播上新的种子。大使认为，假如细心栽培，新种子就可能开花结果，促成预想中的日本思想革新以及日美关系的彻底调整。

美国政府无疑也注意到，某些方面曾提出一种看法，在这个时候达成日美协议只会让日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借这个喘息期间，日本将先借美国的协助从日中冲突中解脱出来，然后恢复和加强力量，日后一有机会又会继续执行其扩张计划。这种看法不一定能被驳倒。这派人又认为，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恶化，由于美、英、荷逐步加大经济压力而导致日本的财政、经济、社会都有崩溃的危险，日本也将会被迫放弃扩张计划。大使则进一步说，如果这个论点被视为是正确的，那么美国为达其目的，就只能在两种方法当中择一而行：一是日益收紧经济制裁的绞索；二是谋求建设性的和解，但这不是所谓的绥靖政策。

大使认为，自华盛顿预备性会谈开始、罗斯福总统原则上接受日本首相关于两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建议以来，美国政府采纳的是第2种方法。大使说，诚然美国始终没有背离与日本谈判一切问题的意愿，尽管那时日本已经在从事武力扩张。他觉得，从远大的战略来看，美国如此明智的选择看来是无可挑剔的。即使积极和解的方法现在或以后归于失败，但也随时可以改用另一种方法，即逐步加紧经济制裁。根据大使的意见，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向不论是好是坏，今后美国显然必须长期保持备战状态。英国在世界大战中终将获胜，那时许多问题将会自动解决。想到这一点，就有理由感到莫大鼓舞。

大使承认，无论实行哪种对日方针，都必然会有风险，但他经过仔细研究后，仍相信如果讨论中的两国政府首脑会谈能沿着预备会谈的路线最后达成协议，就将大有希望，起码可以防止远东局势恶化，甚至还可以确保今后取得积极的成果。大使提到他以前表示过的意见：关于美日关系主要的争论点并非美国要不要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而是什么时候制止的问题。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美国是正逢良机，可以不经一战便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还是即刻就得冒战争的危险？不利用现在的机会，美国是否将会遭遇更大得多的战争危险？大使坚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前者。

某些方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国在太平洋采取什么行动，日本都不大可能故意采取将会导致日美战争的对抗行动。大使说，日本和美国都会有人采取易于激怒对方舆论的行动，致使战争不可避免，他无法同意若放任这些行动——不论是胡来的还是经过考虑的——之后不一定会发生战争。在这点上他想起了“缅因号”事件和“帕奈号”事件。

大使强调了解日本人心理的重要性，日本人的心理根本不同于任何西方人的心理。对任何特定情况，都无法估计日本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也不能用西方的任何计算尺度来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对于一个不久前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大使觉得，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要尽量正确解释日本人的心理。他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在呈送国务院的许多报告中，他都是力求这样做的。大使总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不怕赘言，特提出以下需要考虑的各点。

在现在的预备会谈中，如果美国希望或期待日本政府同意明确承担义务，而这些义务又在原则上和具体细节上都能满足美国政府，那就几乎可以断定，会谈必将无限期地、无结果地拖下去，直至希望与美国恢复亲善的近卫内阁及其支持者终于确定协议已属无望，美国只是在拖延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日本那种异常的敏感，那种丢了面子就不得了的古怪心理，不难想象日本的反应必将是强烈的。结果将是近卫内阁丧失威信，反美情绪突然高涨，这又很可能会导致激烈行动。这些行动究竟会造成多大损失尚难估计，其性质却很可能会激怒美国人，同时报复措施和反报复措施又将会造成一种使战争难以避免的局面。逻辑上必然的后果将是近卫内阁倒台，日本建立军事独裁，其倾向和气质都不是要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问题在于，这种情况甚至比罗斯福总统与近卫公爵的会谈——如果按计划举行的话——不能达成十分满意的协议更严重。换言之，问题仍旧是真诚谈判而不能获得完满的成功，比起美国显得不愿进行这种谈判的严重性是不是还要小一些。

大使继续说，他曾无数次强调，他认为这些宣言必须按其表面意义来理解，在罗斯福与近卫会晤和正式谈判以前，日本政府不可能把它将做的保证和将承担的义务讲得比之前各类表述更具体。大使解释道，日本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据他私下得知，原因之一是前外相松冈在7月间辞职以后，曾向德国驻日大使详述华盛顿会谈到那时为止的全过程。由于有许多松冈的支持者仍留在东京的外务省，恐怕无论有任何消息，这些人都会毫无顾忌地泄露给德国人和国内极端分子，这就会使现内阁的地位难以维持。

日本政府虽已暂时接受某些原则，但在预备会谈中提出的关于日本未来目的和政策的定义和模式，以及对这些定义的补充说明很抽象、很含糊、可做宽泛解释，以致不仅不能阐明日本政府准备承担的义务，而且反而造成混乱。大使同时又说，他已被告知，近卫公爵既然要与罗斯福总统直接谈判，就能够向总统提出保证，由于会谈具有深远影响的性质，这些保证不会满足不了美国。至于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大使无法肯定。不过，他指出，特就日本与轴心国的关系而论，日本政府虽始终不肯保证它将公开抛弃三国同盟成员国的身份，但它既然表示想与美国进行正式谈判，实际上也就是表示愿意把日本的三国同盟关系化为一纸空文了。因此大使认为，近卫公爵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保证或许比预备会谈过程中答应的更为明确和令人满意，这并非不可能的。

基于上述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正确的观察，大使认为，在预备会谈中坚持或继续坚持要日本做出只见于最后正式协定或条约的那种明确而具体的许诺，是达不到美国的目的的。大使认为，美国应对近卫公爵及其支持者公开表示的诚意和善意给予适当的信任，相信他们能按他们准备接受的基本原则制定日本将来的政策，能随即采取措施，逐渐却忠诚地履行这些原则，不用说，美国亦将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履行其义务；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够实现转变方向，改弦易辙，从而全面改善日美关系，一场终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也才有可以避免的希望。要打垮日本军事机构和陆军的威风，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大使看不出现在有这种可能。另外就只有一个可取的办法（在大使看来也是唯一明智的办法），那就是按美国现在努力的方向，通过积极的和解，促使日本发生一场思想和观点的更新。大使问道，在美国努力的势头尚未消失，因此尚能克服大使断定会不断加强的日本国内反对势力以前，是否应该把大部分智慧和谋略用于贯彻这种努力，使其获得成果？

呈报上述意见时，大使十分尊重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高瞻远瞩，而且完全明白自己是在驻日大使馆视界的局限下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