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

日军强渡新墙河，驻守新墙镇上街相公岭的第20军第133师第398团第2营营长王超奎（四川人）及全营官兵，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杀伤大批日军，王营长及大部官兵壮烈牺牲。战役结束后，地方政府曾将新墙乡改称超奎乡，相公岭改称王公岭，以资纪念。

▲日军制造“青山惨案”。本日凌晨，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步兵第63大队，由海军舰艇运送，趁黎明前的黑暗，在湘阴营田（湘江中的上、下青山两个小岛组成）登陆。守军第99军第197师刘儒卿营（共约460人）因熟睡中措手不及，除驻下青山的一排应战后撤退外，上青山守军300余人全部被俘。日军又搜捕当地群众200余人，于当日下午集体屠杀。此后在其占领的18天中又陆续屠杀当地群众2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山惨案”。

9月18日-10月8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3日，欧战爆发。本为加速解决中国事变，决定予第9战区一大打击。新任驻武汉日军第11军司令阿南惟儿（原任日本陆军部次长）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分三路，兵力分散，后勤不足等缺陷。纠集4个师团零9个大队，共45个步兵大队，26个炮兵大队的庞大兵力和充足火力，并征调15万民夫作运输和修路，在空军配合下，采用闪击战术。本日一举突破新墙河防线。19日，即越过汨罗江。第9战区长官薛岳除令各部节节抗击外，决定调集主力于泪罗江南岸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此地区高地绵亘，且有达摩山、腾云山以资据守）与日军决战。但因我方指挥电讯（无线电）为日方破译，决战地区选择不当（本应选择长沙附近，引日军南下，使其消耗增大，补给线延长，我军则以逸待劳）且参加决战部队第10军、第74军等从衡山赣西赶来，长途跋涉，到达时间先后不一，被日军各个击破。27日，日军第13师团早渊支队和第4师团一部乘隙进入长沙，以骁勇善战著称的第3师团不甘落后，亦于29日上午强行挺进到株洲，与我暂编第2军发生激烈战斗，双方互有伤亡，因我暂2军有部分徒手新兵在该处构筑防御工事，未及时撤出，被日军砍杀甚多。（事后，当地言、漆、阳、宋、宾、贺等10姓群众捐资收集遗骸300余具，葬于荷塘铺西南火把差地，今留芳园。立碑日：“抗日阵亡此地忠烈将士墓”。2003年9月株洲市政府斥资300多万元重修改建。改建后，据称已成为中南地区最大、最高、最重的纪念碑）。日军占领株洲数小时后即匆匆撤退。旋因我各部援军赶到，第5、6战区为策应长沙作战反攻宜昌及武汉外围。日军整个态势陷于不利。10月1日，日军开始后撤，第9战区各部进行了截击、侧击和追击。10月8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会战结束。本次会战，中日伤亡均重。（日方战史供认伤亡6854人），我方伤亡尤重，但日军被迫撤退，在宣传上于我方有利。日军打击我军民抗战意志的目的也未达到。（注：此次会战，战斗极其激烈，我军有多名高级指挥人员阵亡，如：第74军第57师少将指挥官李汉卿（山东濮县人）、第10军第190师少将代师长赖传湘（江西南康人，黄埔军校四期）、暂编第8师上校团长刘世焱（黄埔二期）、上校团副林益骥、第95师第248团上校团长黄红、第99军第99师少校营长刘虞卿、第297团营长曹克人、第20军第133师第398团第2营营长王超奎等壮烈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