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斯大林给首相的私人信件的文本。信件的措辞坚定，清晰、果决。信里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客套话，只谈客观事实和当前面临的威胁。这是一份了不起的文件。

下午四点左右，我来到卡多根的办公室，讨论伊朗事态。我告诉他，我必须把斯大林的私人信件交给丘吉尔，如果可能的话，在今晚或明早安排一次与首相的会面。……我还要求卡多根安排艾登出席我与首相的会面。

“很抱歉，”我补充道，“我不得不打扰外交大臣休息，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想他不会为此责怪我的。”……

艾登已在几天前去了乡下，他要在那里度假一周。

卡多根认为，在我们讨论伊朗事务时，他应该会得到首相秘书的回复，但是不知为何，回复迟迟未到。我决定先回去，让卡多根通过电话告诉我和首相见面的时间、地点。我一回到大使馆，电话就响了。卡多根说，首相将于晚上十点在唐宁街十号见我，艾登也会到场。

我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刻钟离开家。明月当空，形状奇特的云朵从西向东快速移动。当云朵遮蔽月亮，月光将云层的边缘染成红色和黑色时，整个画面显得阴郁而不祥，仿佛世界正处于毁灭的前夜。我沿着熟悉的街道开车，心想：“再过几分钟，一个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将会到来，这会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能自如应对吗？我是否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力量、机智、敏捷和智慧，为了苏联和全人类，尽力扮演好我的角色？”……

我走进那所著名房子的大厅时十分激动，内心有些紧张。但平淡无奇的生活很快把我带回了现实世界。一名身穿制服、再普通不过的英国门房躬身接过了我的帽子。跟先前那位看似毫无区别的另一名门房领着我穿过一条光线昏暗的走廊。年轻男女在走廊上往来穿梭，他们或许是首相的秘书和打字员。他们让我在一张小桌旁坐下，然后就去报告我到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非常熟悉这一整套程序了，它就像一桶冰冷的水浇在我的心头。

随后，我被领进了首相办公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府的会议室。丘吉尔穿着一件无尾礼服，嘴里跟往常一样叼着雪茄，坐在一张长桌的中部。桌子上盖着一块绿色的桌布，旁边还有一长排空椅子。艾登身穿轻薄布料做成的深灰色正装，坐在首相旁边。丘吉尔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吸了一口雪茄，像条斗牛犬一样咆哮：“有什么好消息吗？”

“恐怕没有。”我一边回答，一边将装有斯大林信件的信封递给首相。

他把信取出来，戴上眼镜，仔细地读了起来。每读完一页，他就把它交给艾登。我坐在首相旁边，一言不发，观察着他的表情。丘吉尔读完后，可以明显看出斯大林的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开腔了：“丘吉尔先生，现在您和英国政府都已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我们抵御德国战争机器的可怕进攻长达十一周之久。德国人在我们的战线上集结了多达三百个师。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人帮助我们。形势变得困难和险恶，现在还来得及改变。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贯彻斯大林信中所写的内容。如果不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机会可能转瞬即逝。……您要么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向苏联提供它需要的帮助——这样我们将会赢得战争，希特勒主义会被粉碎，人类将获得自由和逐步发展的机会。或者，如果您不向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援助，苏联将面临失败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

……我说话的时候，首相一边抽雪茄一边听，只是偶尔通过一些手势和面部表情来回应我的话。艾登则在仔细研读斯大林的信件，并在信纸空白处做标注。

接下来，丘吉尔开始回应。……“我毫不怀疑，”丘吉尔大声说，“希特勒仍然希望推行他的一贯伎俩——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他的敌人……如果牺牲五万英国人的生命，能从你们的战线上引出哪怕只是二十个德国师，我也准备好了！”

不幸的是，英国目前缺乏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力量。在这里，丘吉尔把他在7月就这一问题跟我说的并用于回复斯大林信件的那番话又重复了一遍。

“英吉利海峡阻止德国进入英国，”首相补充说，“同样，也阻止英国进入德国占领下的法国。”

丘吉尔认为，目前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是不可能的。英国缺乏必要的士兵、飞机和海运能力。

“想想看，”丘吉尔说，“在春季，我们花了整整七周才把三四个师从埃及运送到希腊，而做到这一点还是基于希腊不是一个敌对国家，而是友好国家！不，不！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巴尔干半岛，我们都不能明知必败还往前冲！”

……看到继续就第二战场问题作进一步争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时，我退回我的“第二战线”，特别强调军用物资的供应问题。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一问题上，首相的态度要缓和得多。他承诺将以最大的善意考虑斯大林关于提供坦克和飞机的要求，然后给出明确的答复。

“但不要对我们期望太高！”丘吉尔警告说，“我们也缺少武器。超过一百万的英国士兵没有装备。”

就像一个小男孩吹嘘自己如何巧妙地欺骗了他的同学，丘吉尔眨巴着眼睛，跟我说他在大西洋会议上如何成功地从罗斯福手中骗到了十五万支步枪。十五万！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数字。至于坦克，一个月提供五百辆根本不可能做到。英国全部坦克的产量都达不到这个数字！

“我不想误导你们，”丘吉尔总结道，“我实话实说，在冬季到来之前，我们无法为你们提供任何重要的援助，不管是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大规模的物资供应。我们现在有能力向你们提供的所有东西——坦克、飞机等——与你们的需求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跟你说这种话，对我来说非常痛苦，但必须把事实摆在第一位。未来会变得不一样。到1942年，情况会有所改变。我们和美国人在1942年都能向你们提供大量物资。但是现在……”

最后，丘吉尔微笑着总结说：“在未来六七个星期里，能够帮助你们的就只有你们不信仰的上帝了。而且，即使我们现在向你们运送坦克和飞机，它们也不可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到达。”

此时，我将话题转向了长期以来一直重压我心头的另一个问题。“苏联和英国是盟友，”我说，“它们正联手与共同的敌人进行着一场战争。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话，双方应该有共同的战略计划（即便只是基本的框架）。它们有这样的计划吗？不，它们没有。我们不知道英国人计划如何打败希特勒，而英国人也不知道我们计划如何做到这一点。两国的参谋长之间没有举行军事谈判。甚至没有人严肃建议开展军事合作。这不正常。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难道不能扩大讨论范围吗？会上不仅应该讨论物资供应的问题，而且要讨论与共同战略相关的问题。”

丘吉尔原则上同意我的看法，尽管他的热情不高。他宣称，他已经准备好与我们共同制定一个总体的战略计划。

我问首相，他怎么看待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我在1942年的计划是非常审慎的，”丘吉尔答道，“我的计划如下：坚守英国本土，不允许发生任何的入侵行动；固守尼罗河河谷和中东；夺回利比亚（如果有能力，还要夺回的黎波里）；确保经伊朗和其他方向对苏物资供应线的安全；将土耳其拉到同盟国这边；不断地轰炸德国，开展无情的潜艇战。其他还包括：加强陆军备战，强化空军力量，发展武器生产，加强中东防卫。我计划在今年底前将中东的驻军增加到七十五万（现在大约有六十万），到1942年春季达到一百万左右。”

从本质上讲，丘吉尔的意思是1942年应该还只是一个“预备”年，不会有重大的登陆行动，不会尝试结束战争。1943年可能是决定性的一年，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将把坦克数量增加到两万辆。然而，这也只是一个假设。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战争要延迟到1944年才能结束。

……当我离开首相时，已经十一点四十五分了。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月亮已经消失无踪；由于灯火管制，伦敦的街道一片漆黑，笼罩在不祥的寂静中。总结起来，我想：“这一切的结果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