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
信中说：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
“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
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
信中还建议他们：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
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
“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7月下旬
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住处辞行。
他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
毛泽东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7月
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09月08日又改名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