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07月20日
星期日
几天来为了疲倦和忙碌，日记竟搁置了三天。
十八日下午约一时许，乔木有信来，说毛泽东约我谈话。
我去的时候他正散步在院中，蓝布军衣，圆口布鞋，行动很缓慢，我走上坡时约几丈远彼此打了一个招呼。握手的时候，我没敢用力，知道他的右臂在病风湿症。他的客厅是简单的，新铺了地板。开始是谈了一些鲁迅研究会的事以及鲁迅的事：
“你是东北哪里人？”
“锦县……”
“唔……山海关外那个锦县……”他抽出两支烟来，我们每人点了一支。我给他点火柴，他也并没谦让。这是自然而诚朴的。接着又开始了谈话：
“你来了一年多了……想要到外面走走么？”
“我有这意思..”
“现在恐怕外面还不好走吧？”
“待过了今年鲁迅先生纪念会再说……关于路费的事，我已经去信给洛甫同志了，他也回了信，答应可以想办法……我是先借一万元，待将来有钱再还……”
“何必说借呢？这里可以想办法的……”接着是谈了鲁迅先生的一些生活，我也吿诉他，昨夜我刚刚读完了四本书：《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鲁迅的死》、《忆马克思》、《毛泽东自传》我说：
“偶然地看了这四本书，这是四个不同的人物……对照起来看是很有趣的……蒋介石那装腔作势外强中干的样子……有些可怜可笑……你的自传是诚朴的，我看你如果不是从事政治，倒很可以成为一个文艺作家……“他笑了。
“我很喜欢文学的……”他说。
“有一次一些人问我，鲁迅先生对于我的影响怎样，我回答说，我好比一缸豆汁，鲁迅先生好比石膏或卤水，经过了他的指点，我才成了形，结了晶……混水和清水分开……”
“你这比方倒很妙啊！”我们共同地笑了。在谈到鲁迅先生底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接着我就谈起了我预备谈的题目：[1]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我举了洛男非法调工作的例子）。[2]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我举了李又然，高阳，张仃，杜矢甲等例子）。他先是问我：
“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他翻着我带去的一本中国文化上面的施政纲领。
“对于这施政纲领在原则上我是全部赞成的，只是为了其中的个别条款与我所经历的事实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着把我在条文上所用红笔划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说着，他指着“把持包办”说：
“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你要知道，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第三项，我谈了我到延安一年多的感想，经过，以至于动刀子的事。他笑着说：
“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
第四项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我把党内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
“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底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
第五项我谈了一些艾青死孩子的事，以及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状态等等。一直到晚八时半左右我才回来。后来，任弼时、聂荣臻也来了，谈了一些收复东北的事，张作霖的事，张学良的事等。我也说了我的新英雄主义，三不政策，现在的感想，要说的全说了。当我提到瞿秋白，冯雪峰等，他们似乎表情有所不同。此次谈话的结果：
1.使我懂得了，他是对一些事隔阂的，其余的人对东北的事是少知而隔阂的，我觉得我比他们好像知道得更多些。
2.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对他的夫人江青，观感也转变了一些。这大概就是“人怕见面，树怕剥皮”脚膛实地看本质的结果。
3.我尽情地说了自己要说的话，也代别人打通了一条路。
4.他答应把《鲁迅全集》借给(鲁迅)研究会。
5.他的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每次吃饭取菜总要站起来，这使我感动。
临行时，他送我到阶下说：
“你所说的全是对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是一般的问题，我要和洛甫同志谈谈，此后也叫乔木同志经常到你们那里联繋，一定要改变。”
我还是不能用力握他的手而吿别：
“珍重你自己吧！”我说。
“施政纲领”那就是根据了一些党员们不良倾向而发的。
“列宁说过，新社会不过较旧社会稍稍好一点，它是在基本地向好的方面走……你所看到的那些，仅是从文化一方面，还无多大作用，等到他们掌了权，那才不得了咧！……像张国焘……他过去犯过多少多少错误……哼！”他说。
“新民主主义，把它看为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产物是可以的，如果把它看为共产主义前头的一种政治形态可以不可以呢？”
“这是不可以的……它是过渡的东西……中国还不能施行共产主义的形式，因为它们没有大工业，……”
“这个新民主主义内里要包含有各种成份，地主、资本家、土豪劣绅……因为中国的人阶层是菱形的，真正的大资产阶级不多见，真正的无产阶级也不多……。”我又把我对将来的新民主主义，是作为一种辩证地发展说明：
“我所说的将来的新民主主义，是两个内容不同的东西，那里包含着全民主义的意味……没了阶级，没了政党……。”
“那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了……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检着泡过的茶叶吃。
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我们谈到了陈独秀，他说：
“比方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有他的功绩的，但是现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称赞日本的樱花好，什么好……无论怎样好，也是不能说它好的……因为他们是侵略我们的……”从这话中我懂得了一种政治上所以不能讲真话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影响，打倒一个影响的手段，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欺骗敌人的手段”。
回到文协第二天，把这谈话的大略经过同舒群、艾青他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