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07月06日
星期日
上午九点钟，东北救亡总会延安通讯处招待由前方归来的几个男人和女人，我也顺便参加了。本来每一参加这类场合我总是矛盾的，明知是无意思，但为了要“看一看”，总是去了。一个人干枯地报吿了他们的功绩，一个说了东北人被同化于日本帝国主义，自称是“满洲国人”，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非常憎恶东北人。还有一个女孩子很能说话，她是十六岁就参加救亡运动的，看得出她们的潜意识里还是为了打天下将来“分一杯羹”，她们全等待着革命成功“作功臣”，可叹！
去参加“中秋演出座谈会”，当然这里还是不按时间到会！我这里看了一些演剧的人那“目空一切=装做聪明”的样子，很为他们可怜，他们每人全爱表现卖弄的。我当然也懂得了一些戏剧上的常识，一眼我也懂得了他们的所有。我是没看过这戏的，在原则上就他们所争的，我提了以下几件事：
A，艺术上的真实和生活中的真实，是应该有区分来看的，虽然艺术上的真实是通过生活的真实，但它本身应该有它的法则性和必然性，不能以两者无分别地对比的。（这我反驳了雪韦笼统的“真实”意见。）
B，戏剧上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其它派别。
C，中心旋律，一切为了间接、直接反映作用主题底鲜明有力地进行。不独有用，而且要有发展(举柴霍甫《放枪》例）。
D，人物出路只能有一条。
E，人物的死活不能决定悲剧或喜剧。悲喜剧也不能决定对观众悲喜的效果，问题是作者怎样把“条件”底砝码和人物对称，而“唤起观众反拨的情感和思索的力”。他们的意见对剧本思想有着两派：夸大偶然性，对一般观众有宿命论影响，尤其是农民。一派主张是“如此便如此”。前者是机械论，后者是忘了典型性的自然主义。典型的环境典型的事件等，这全是作者选材与处理能力的问题。
对于导演手法繁琐的问题，我也提出了观众水平和习惯，这也是决定一个剧本在舞台上成功失败主要的因素。这要用时间以及双方检查上来决定。
最后该剧导演者张庚说了他的意见：他承认这剧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正在学习走斯坦尼斯拉夫的路，时时刻刻想念着“戏剧要服从生活”，但他们把握不到“服从与创作”之间的——现实主义—种东西，所以流于繁琐了。剧本的毛病是不给导演和演员以动作余地，结果变成平面了——只有言语而没有动作，有些动作在舞台上是不能有多大效果的。（譬如不能激起观众注意，有些是小说上文字的手法，而舞台上是要看动作，要用动作“描写”人物……)结果不鲜明等等。
戏剧和小说不同的，它主要是以动作和言语来描写过程的，而不是以文字……，我也吿诉了他们，有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和现实主义手法决不会达到宿命论的结果的，形成这结果的，是作者的能力不足的说明。这又是自己试验力量底一次胜利。起始我还怕会被他们行家“笑话”，等到我懂得了他们，应用我的文学观点，一切还是相通的。这次座谈会是有益的，又増加了我的自信和胆量，没有什么不可知的东西，应用文学这一尺度我可以突进一切。
我把《幸福之家》当面交给了张庚，我要求他回去考虑，能否在“五周年鲁迅先生纪念会”时演出？这结果多是不成的，但我要试验，一件事情总要“试试看”。我是当众人面把剧本给他的，而且说明了，这当然也是一种战略。我是什么时候全不能忽视战略的。天真对于我是损害，躁烦对于我也是损害。
去桃林，丁玲等人在那里，我不高兴和他们在一起，自己找了一个桌子……李又然诉说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个投机商人的儿子，小学毕业后去钱庄学徒，三年，又入银行，在英文补习学校，崇拜梁启超、胡适，通信见胡，五年不提他，自杀，去法国，饥饿，饿时四肢无力嘴干，不能讲话，向下沉……自杀后人似经过一番洗炼，清静，要远游。深夜掉热泪写诗……与罗曼，罗兰通信，卖书，因贫穷懂得了人情，也懂得了珍视友谊，对于尊敬者不忍批评，对于看不起的不屑。自修获得学历，看了胡适参加蒋家婚礼而愤怒，而想报复……，总之他是一个有高贵理性，高贵情操，善良的心，丰富感情的人。但是他缺乏我所有的保护自己的一些恶社会养成的一些方法，所以我是比他不那样被损害。在这样社会，只有我这样人——“流氓”的手段，“强盗”的果敢，真诚的心——才能战斗下去，而且胜利。我将要给这些被损害的人以援助。忽然想起了再和一些人——洛甫'陈云——谈一次，但觉得可能是无用的，我去直接找毛泽东。……我是命定要做个破冰船的人。
夜间月色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