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0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形势。
毛泽东首先作长篇发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党的各项政策应当组织委员会进行总结并订出条例，指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3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
他说：
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
11月30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
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
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
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
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
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英、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
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
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
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是日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
在蒋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
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
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
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
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
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
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
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
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
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
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
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
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
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
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
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
他说：
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
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
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
1937年12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
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12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
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
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
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这一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开始下降（以后反共还会来的），宋子文【119】可能上台，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
【119】宋子文，国民党英美派代表。
当时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常务理事（1942年6月任副主席）。
1941年12月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