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11月25日

我终于搞清楚了那些“安乐死”的底细。[35]

这是个邪恶事件。

盖世太保，在德国政府知道并认可的情况下，正有计划地杀死帝国境内精神有缺陷的人口。
到底有多少人已被处决，可能只有希姆莱和少数纳粹党头目清楚。
一位保守且可信赖的德国人告诉我，他估计死亡人数为十万。
我想这个数字有些过高。
但可以肯定不少于数千人，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增长。

纳粹这种特殊做法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夏天法国沦陷的时候，当时某些激进纳粹分子将这个想法灌输给希特勒。
开始时，是计划让元首发布一项法律，授权处死那些被发现精神不健全的人。
但最终又决定，此事如泄露出去可能招来误解，并使希特勒陷于尴尬境地。
最后，希特勒直接给秘密警察和卫生部门写了封信，授权其在证明某些人因无法治愈的精神或神经病而备受折磨时，可以进行“安乐死”。
菲利浦·鲍赫勒，总理府国务秘书，据说在提出这一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在希特勒和纳粹极端分子之间充当了中间人角色。

此时伯特利（日记前面提到过）进入了这个故事。
弗里德里希·冯·波德尔施韦格博士是清教牧师，但在德国西部得到了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一致爱戴。
在伯特利，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他建立了一个专门收留精神不健全儿童的精神病院。
德国人告诉我，那是同类机构中的典范，在整个文明世界都享有盛名。
似乎是在夏末时节，冯·波德尔施韦格牧师接到命令，要求将一些病情最严重的病人交给政府。
显然他听到了风声，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他拒绝了要求。
但政府坚持其要求。
冯·波德尔施韦格牧师急忙赶到柏林提出抗议。
他与柏林一位著名外科大夫取得了联系，后者是希特勒的私人朋友。
这位外科大夫不敢相信此事，赶忙前往总理府。
元首表示，他也无能为力。
随后，两人便去找司法部长弗朗茨·古尔特纳。
古尔特纳似乎对此更感困惑，因为屠杀行动并无任何成文法律根据，而只是直接执行而已。
然而，他还是同意就此事向希特勒申诉。

冯·波德尔施韦格牧师回到伯特利。
当地总督命令他交出一些病人。
他再次表示拒绝。
柏林随即命令逮捕他。
这次总督提出了抗议。
这位牧师是该州最受欢迎的人物。
在战争期间逮捕他将会引发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
他本人不想逮捕牧师。
让盖世太保负这个责任吧，他是绝不会负这个责任的。
这恰好是9月18日之前。
随后伯特利精神病院便遭到轰炸。
现在我明白了为何有人会质问到底是谁投下的炸弹。

最近，我在各地的几名眼线打电话给我，要我注意地方报纸上刊登的十分特别的死亡通知。
在德国所有阶层中都存在一种习俗，即当一个人死亡时，都会在报纸上刊登一小条付费广告，内容包括死亡日期及原因、死者年龄、埋葬时间及地点。
但是，在这些死亡通知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联系，即死亡地点总是下述三个地点之一：
（1）格拉夫内克，这是门兴根附近一座孤零零的城堡，位于斯图加特东南约六十英里；（2）哈特海姆，位于多瑙河上林茨附近；（3）索嫩施泰因公共医疗及护理学院，位于德累斯顿附近的皮尔纳。

现在，这就是德国人告诉我的作为实施“安乐死”总部的三个地方。

我还得知，当那些不幸遇难者的亲属收到骨灰时（他们从来未见过遗体），还会收到一封秘密警察措辞严厉的警告信，要求他们不要寻求解释，也不要“传播虚假谣言”。
于是，这些死亡通知就要比通常情况下具有更多含义。
我在这里将记下一些比较典型的，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将隐瞒其姓名、日期和地点。

《莱比锡最新新闻》，10月26日：
“约翰·迪特里希，1914—1918年在前线服役，多次获军功章，生于1881年6月01日，逝于1940年9月23日。
经过几周的半信半疑，我收到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在沃尔滕堡的格拉夫内克突然死亡并在那里火化。”

同样刊登在10月份的同一份报纸上：
“经过几周的半信半疑，我可爱的儿子汉斯于9月17日突然死于皮尔纳，葬礼将于10月10日举行。”

另外还有：
“我们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我们最可爱的儿子，工程师鲁道夫·穆勒，突然意外死于多瑙河上林茨附近，并在那里火化。”

另外一个：
“在尸体已经火化后，我们从格拉夫内克收到了令人悲哀的消息，我们可爱的儿子和兄弟，奥斯卡·里德，突然死亡。
骨灰安葬仪式将在X公墓由其亲属私下举行。”

还有：
“在几周焦急的半信半疑之后，我们于9月18日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们可爱的玛丽安娜已因流感而于9月15日在皮尔纳去世。
火化就在那里举行。
现在骨灰盒已收到，葬礼将于私下在家乡土地上举行。”

这最后一个死亡通知签署的日期是10月05日，表明有关部门耽搁了三周时间才将骨灰交还亲属。
我得知，在上个月头两周的莱比锡报纸上共登出了二十四条类似广告。

在这些死亡通知中，倒数第2个通知的表述方式令我震惊：
在尸体已经火化后，我们收到了突然死亡的令人悲哀的消息……同时，头两条死亡通知的用语也令我震惊：
“在几周的半信半疑后”传来了“突然死亡的消息”；还使用了诸如“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等字眼。

毫不奇怪，对于习惯于从经过严格审查的报纸的字里行间看出问题的德国人而言，这些死亡通知听上去十分可疑。
在“几周的将信将疑”后突然死亡难道正常吗？为何先将死者火化然后才通知其亲属？为何将死者全部火化？为何不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将遗体运回家乡？

几天前，我看到死者家属们收到的格式信函。
内容如下：

“我们遗憾地通知您，您的××，最近按照部的命令转移到我们医院，意外地因××于××死亡。
非常不幸，我们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未奏效。

“从他所患病的严重性与不可治愈性的角度来看，他的死亡使其免除了终生不断转院的奔波之苦，倒可不妨视作一种解脱。

“由于这里存在传染的危险，我们按照警察的命令不得不将死者立即火化。”

即使对于最易受骗的德国人而言，这也很难说是一封安慰信。
在收到这封信后，有些人专程赶到格拉夫内克那座孤独的城堡，似乎是想讨个说法。
他们发现城堡由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守卫，禁止外人入内。
在通往那块孤岛的道路上新刷上了警告的字眼：
“禁入！
传染病危险！”
附近惊恐的农民告诉他们，党卫军突然接管了城堡，并在附近设下警戒线。
他们说，曾看见不少卡车轰隆隆地开进城堡，但只是在夜间。
他们说，格拉夫内克以前从未被当作医院。

我还得知，其他一些亲属还找到林茨附近哈特海姆的医院，要求了解详情。
他们被告知不要再这样干，而且如果乱说的话，将受到严厉惩罚。
其中一些人显然是鼓足勇气并刊登了这些死亡通知，无疑希望引起公众对这些屠杀事件的关注。
我听说，盖世太保现已禁止刊登此类通知，正如希特勒在挪威损失了大量海军舰艇后，禁止被淹死的水兵亲属刊登死亡通知一样。

德国人X先生昨天告诉我，亲属们都拥到私人病院和政府机构，将精神病人领回家。
他说，盖世太保甚至将只是暂时精神失常或得了普通精神病的病人也处死了。

我对于进行这些屠杀的动机仍然不甚清楚。
德国人自己提出了三种可能：

一、执行这一计划是为了节省食物。

二、屠杀这些人是为了试验新型毒气和死光。

三、只不过是纳粹极端分子将其优生学、社会学理论付诸实施而已。

第1个动机无疑有些愚蠢，因为十万人的死亡不会为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节省多少食物。
此外，德国并没出现严重食物短缺。
第2个动机存在一定可能性，虽然我仍存有疑虑。
在屠杀这些不幸者时可能会使用毒气，但即使这样，实验依旧是偶然性的。
我曾与之交谈的许多德国人认为，可能使用了会使躯体变形的新型毒气，这也是被害者遗体都被火化的原因。
但是，我得不到可靠证据。

第3个动机在我看来似乎最有可能。
多年来，一批激进纳粹社会学家一直在推动帝国通过法律，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清除精神不健全者。
他们说，其他国家许多社会学家也支持这种做法。
可能的确如此。
寄给亲属们的格式信函第2段清楚地带有这种社会学思想的印记：
“从他所患病的严重性与不可治愈性的角度来看，他的死亡使其免除了终生不断转院的奔波之苦，倒可不妨视作一种解脱。”

有些人还提出了第4个动机。
他们说，纳粹估计每三或四个病人就需要一个健康德国人照顾他们。
这就使数千名健康德国人无法从事更为有用的职业。
纳粹分子还认为，在战争持续进行并导致大量伤亡的情况下，如果将精神病人全部杀光，将会有更多医院床位供伤员使用。

这是一个带有纳粹风格的肮脏事件。[36]

[35] 参看9月21日的日记。

[36] 1940年12月06日，梵蒂冈对这种“安乐死”进行了谴责。针对政府下令屠杀那些没有犯下死罪，但被断定因体质或精神原因而无益于社会或国家的人是否非法的问题，宗教法庭的神圣会议认为，“这种屠杀违背了自然的和神圣的法律”。值得怀疑的是，即使德国的大量天主教徒知道了罗马的这个声明（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是否能够明白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德国只有少数人知道“安乐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