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6月28日

谈谈一些违禁的话题，如果盖世太保或军事情报局发现这些笔记的话，一定会毙了我。
我将它们藏在旅馆房间里，但甚至是一名缺乏经验的侦探也会轻易找到。

我对德军在比利时和法国滥用红十字标志的做法感到震惊。

有一天，我们在离巴黎四十英里的地方停车，在一座大型军用汽油站准备加油。
约有四五十辆军用油料车停放在一座果园的树下。
其中几辆刷着巨大的红十字标志。
运送桶装汽油的普通帆布顶卡车，如果在两侧和顶篷涂上红十字标志，很容易被认为是红十字救护车。
一名德国军官显然察觉到，我发现了这一无耻地滥用红十字标志的行为。
他急忙命令我们上车，将我们赶走。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何德国空军不尊重盟军方面标有红十字标志的车辆及设施。
戈林可能以为盟军会采取与德方相同的花招。
这还可以解释有些前往敦刻尔克采访的记者告诉我的情况。
在那里，最令他们震惊的是码头上排成长列的、被烧成焦炭的英法军队救护车。
显然，他们正要将伤员搬运上船，但施图卡俯冲轰炸机恰好飞来，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进行了轰炸。
被烧焦的伤员尸体仍然躺在救护车里。
记者们认为，德国飞行员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涂在救护车顶部的巨大红十字标志。

我还注意到，在比利时和法国，有不少德军参谋乘坐标有红十字的汽车跑来跑去。

今天是《凡尔赛和约》签署二十一周年。
它所创造的世界似乎正在做天鹅最后的鸣唱，因为德军今天攻抵西班牙边境，苏军则开进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上周，我在巴黎得到确切消息，说希特勒计划进一步羞辱法国，即在《凡尔赛和约》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在凡尔赛宫举行胜利阅兵。
他将在镜厅（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地方）发表演说，正式宣布废除该和约。
由于某些原因，这一计划后被取消。
我听说，胜利阅兵将在柏林举行。

今天，德国官方对苏联从罗马尼亚夺取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评论是：
“罗马尼亚选择了合理的解决方式。”

今天，柏林报界以三行标题报道威尔基获得提名的消息。
报纸上提到他时，称其为“最高领袖”威尔基。

有一两个美国新闻机构的代表就我们电台独家报道贡比涅签署停战协定一事向宣传部新闻负责人波默尔博士提出了强烈抗议。
他向他们发誓，并没有允许我使用德国发射台，我一定是通过“某家法国电台”将播音发送出去的。
实际上，我们使用了德国的发射台，就位于柏林城外的措森，波默尔博士无疑也知道这一点。

无论如何，在我们的两次停战协定播音问题上，德国人在技术方面的工作的确出类拔萃。
凭借超人的努力，陆军通信工程师们在几天内便将无线电电缆由布鲁塞尔拉到贡比涅森林。
在此次战役初期，他们便将比利时首都与科隆（帝国无线电电缆网络最近的终端）联系在一起。
在贡比涅的头一天，拥有一条无线电电缆而不仅仅是一条高架电话线的必要性便显现出来。
当凯克尔和我的播音传到纽约时，我们从反馈中得知声音清晰得像铜铃；而美国报纸记者通过高架电话线只是将其稿子传到柏林而已，而且还抱怨即使喊破嗓子也很难让柏林方面明白其意思。

有了一条由布鲁塞尔到科隆再到措森的电缆线，我们的困难便解决了九成。
德国广播公司为我们提供了麦克风，他们将其安装在距签署停战协定的车厢不到五十码的地方，而且还配有装在卡车上的扩音器。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些。
另外，帝国广播公司在柏林还安排了一个人通过短波频道不断呼叫纽约方面，通知他们何时开始播音。
保罗·怀特在第一天曾发电报说，他们只能在我们开始播音前一分钟收到信号，这使他们几乎来不及暂停正在播放的节目并切换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独家新闻，同所有独家新闻一样，大部分应归功于诸多幸运因素凑到了一起。
首先，我们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关于签署停战协定的官方公报在向柏林报界公布前，必须得到希特勒的批准。
因为希特勒当时并不在现场，这就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原先估计，当公报于下午6点50分（签署停战协定的时刻）由贡比涅通过紧急电报发回柏林后，德意志通讯社立即便会发表。
我们直到8点15分才开始播音，整整晚了1小时25分钟。

实际上，我们被迫推迟了四十五分钟，因为帝国广播公司很自然要先使用那条电缆，以便将自己的德语广播发送回柏林。
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这次德语广播没有立即播出，而是在柏林做了录音，并等待最高统帅部批准。
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这一过程花了几个小时。

在谈判前一天，最高统帅部强迫我们也要经过同样的程序。
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将我们对谈判首日的描述，先播送给柏林方面，由他们进行录音，再由军方进行审查。
只有在柏林得到军方首肯之后，我们才可直接向纽约播音。
但在第二天，我利用停战协定签署后德国人兴高采烈的机会，使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取消了录音程序并直接向纽约播音。
能做到这一点，也是由于得到三位德国人的合作，包括帝国广播公司负责人哈达莫夫斯基、短波部主任迪特里希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某位上校。
按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
后来，上面提到的三位先生发誓说，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开始播音。
关键点是，我趁他们兴高采烈之机，让其下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
只需在柏林一间控制室里扳下一个开关，便足以使我们直接对纽约播音了。
当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和戈培尔博士得知，在柏林正式公布签署停战协定前几个小时、德国电台将消息告知其本国人民之前，我们就已经向美国人民就签署停战协定一事做了描述翔实的三十分钟播音。
他们勃然大怒。
我的三位德国朋友面临着军事审判甚至更糟糕的命运，在此事最终平息之前的一些日子里饱受煎熬。

奇怪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德国军方明白美国电台作为新闻传播者和分析者在国内的地位。
戈培尔博士和他的外国新闻司司长波默尔博士一直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在军方的坚持下，凯克尔和我才被带到贡比涅。
波默尔极端轻视电台的作用，实际上还在签署停战协定的那天早晨匆忙将洛克纳、哈斯和奥克斯纳等三位美报记者用飞机由贡比涅送往柏林，以便使他们能从德国首都抢先搞到新闻。
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是个战略性错误，以至于在签署停战协定当天，贡比涅没有一名报社记者。

有两位美国报社记者经常对纳粹抱怨让我去前线，因为电台报道迅速的特点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
他们必须通过电话或电报等较为缓慢的手段才能将其稿子发出。
我曾试图消除这一愚蠢的竞争，并同意推迟我的正常播音，直到他们的稿子发到纽约。
由于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所有新闻机构都有合作关系，因此电台也不会有被报纸抢了独家新闻之虞。
而且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虽然存在差异，但也存在互补关系。
在这里的美国报社和电台记者之间，不应存在愚蠢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