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琛，05月20日，午夜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
看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看到了火炮和炸弹给房屋及其主人、小镇、城市、桥梁、车站、铁路、列车、大学、古老高贵的建筑物以及公路沿线的敌军士兵、卡车、坦克和马匹造成的破坏。

这些景象实在是不漂亮。
不，它们实在不是美丽的景象。
例如鲁汶，那个古老的大学城，1914年被德国人一怒之下烧毁，随后又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重建。
该城大部分化为一片瓦砾。
鲁汶大学宏伟的图书馆，由数以百计的美国中学和大学捐资重建，也被彻底炸毁。
我问一名德国军官，图书馆里的书怎么样了。

“烧了。”他说道。

我看着这片废墟，思考着这小小的一击，对学术、文化尤其是欧洲生活中的正派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旁人看来，我一定是惊呆了。

那位军官又说道：
“太糟了。很可惜。但是，我的朋友，这就是战争。正视它吧。”

我正视了。
但同时也受伤了。

我在播音中将今天看到的情况做了简略叙述。
（原定于凌晨4点半在科隆播音，如果能赶到那里的话。）
以下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所做的记录：

拂晓后不久，我们离开亚琛，经过荷兰的林堡省，来到马斯特里赫特。
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荷兰人在这里进行过战斗。
房屋完好无损，窗户都未被打碎。
偶尔能看到个把荷兰人的碉堡，像是被机枪扫射过，但也并不严重。
显然，荷兰人并未试图炸毁通向马斯特里赫特的道路，以延缓德军前进的步伐。
一条小溪上的桥梁被破坏。
但是仅此而已。

我们在马斯特里赫特渡过了马斯河。
这条河在此地很宽阔，成为一条天然防线，不过荷兰人并没怎么利用它。
他们在炸毁桥梁方面显得半心半意。
我看到了两座桥梁，在七八个桥拱中只炸毁了一个。
显然，德军在后方拥有钢制桥拱，几个小时内便架设起来，将桥梁修复一新。
当我们抵达时，德军补给纵队正轰隆隆地驶过桥梁。

早7点半——抵达阿尔伯特运河。
河岸极为陡峭，高达三十英尺，比利时人用水泥进行了加固，根本不可能攀登，是一条极好的防线，特别是对坦克而言。
但是，比利时人竟没有炸毁大桥。
我问一名德国军官这是为什么。

“我们速度太快，他们来不及做出反应。”
他说道。
显然，在这里以及阿尔伯特运河上通往列日的其他桥梁，德国伞兵都是由后方冲上大桥，消灭了守军的机枪阵地，甚至还摧毁了桥头堡，并在比军引爆炸药前切断了导火索。
这座运河桥梁由位于比利时一方桥头的地堡守卫，左右两侧一百码还有两座地堡。
那座桥头堡一定也是用与夺取列日的埃本——埃马尔要塞同样的神秘方式占领的，即由伞兵使用了某种新式武器。

德国军官警告我们，不要进入地堡内部，因为附近仍有地雷。
但是，有两人还是冒险走了进去。
我立刻看出，在地堡内部曾经着过火。
从这一点，我得出结论——当然也有所保留——从后方夺取地堡的伞兵一定拥有某种类似喷火枪的武器，攻击时将火焰喷入地堡内。
在旁边我注意到有些新坟，比军钢盔用树枝挑着插在坟上。
可能是地堡守军的尸体葬在那里。

速度也发挥了作用，达到了奇袭效果。
德军机械化部队在凌晨5点越过二十英里外的德荷边境，10点便渡过运河进入比利时，途经本应重兵把守的马斯特里赫特，总共只用了五小时。

你立刻便会感到比利时与荷兰的差异。
我们刚刚进入比利时，便在公路两边看到被炸得粉碎的成片房屋。
显然，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不一样。
一开始他们便像狮子般战斗，与德军逐屋进行争夺。

7点45分，通厄伦镇——在这里我们首次见识到真正的毁灭性破坏。
我们经过的该镇大部分地方都被炸成碎片。
是施图卡俯冲轰炸机和火炮干的，一名军官解释说。
火车站成了一片废墟，明显是施图卡俯冲轰炸机干的。
铁轨都被炸毁，卷曲起来，歪七扭八；车厢和机车都被炸翻出轨。
一个人可以，或不如说一个人怎能，想象得出居民的震惊。
当他们周四晚上上床睡觉时，比利时还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相安无事。
到周五拂晓，德国轰炸机便将火车站和这个小镇炸成了残垣断壁，而他们入睡时还是如此安宁。
小镇上是绝对的荒凉。
只有两三条饿狗悲伤地在废墟里嗅来嗅去，可能是在寻找水、食物和主人。

8点10分，圣特雷登——这个小镇位于通厄伦以西约十二英里。
当我们在布满残骸的街道上摸索着缓慢前进时，我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笔记：
“房屋被炸得粉碎……一片废墟……比利时平民痛苦的面容……他们刚刚开始返回……妇女在哭泣……她们的男人呢？……在哪里？
……这里的房屋被十分随意地摧毁了……是施图卡无意中干的？
……难道不是有意的？……战争之路……到处是坦克、飞机、火炮、反坦克炮……
整个早上，公路上挤满了补给纵队和赶往前线的部队……奇怪的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一架盟军飞机……而这些无穷无尽的部队、火炮、补给纵队，由德国边境一直延伸过来……多好的目标啊！
……难民们沿着公路在漫天灰尘和炎热天气下返回家园……场面令人痛心……”

难民们沿着公路长途跋涉，老太太们用衰弱的手臂拉着小孩子，母亲们提着家庭生活用品。
幸运点的人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物品。
真正的幸运儿则推着手推车。
他们的面容显得震惊而恐惧，悲伤和痛苦之情凝固在其脸上，但同时又是尊严的。
人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忍受！
生存下去并继续前进！
几个小时内，他们将回到前天还是他们家园的那片烧焦的瓦砾堆。

8点30分，特勒蒙——在这里，一名德国军官说道：“进至特勒蒙花了我们五天时间。”

我们从亚琛到这里大约是一百公里，也就是说德军每天前进约二十公里。
这个速度倒是不慢。

我注意到途中没在公路上看到一个炸弹坑。
我估计，在德国人用施图卡俯冲轰炸机炸毁比利时铁路的同时，特意避免轰炸“他们的”公路和桥梁。
显然，德军司令部决定在推进时不使用比利时的铁路，而只使用公路。
他们的军队依靠安装汽油发动机的汽车进行机动。

途中，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一个可怕的大洞，刚好是在小镇外一条小溪附近。
这个洞的直径约三十英尺，深约二十五英尺。
德国军官解释说，这是法国人炸的。

“是法国爆破专家们干的，”他说道，“在有些地方，他们干得相当漂亮。
但是，没能阻止住我们的坦克。
坦克绕过左边你可以看见的那座工厂，撞倒围墙就好像那是手纸做的。
然后，在上游约两百码的地方渡过小溪，继续追击敌人。
我们只损失了一点时间。”
他接着说，“即使如此，你必须承认，法国人在这里干得很漂亮。”
他对法国爆破手很佩服。

在特勒蒙有更多巷战留下的痕迹。
房屋墙壁被机枪子弹打成了麻脸。
许多房屋被施图卡和火炮夷为平地。

9点15分，鲁汶，
这座古老的大学城，1914年时被德国人在怒火中烧毁，现在这座城市的相当一部分又再次被摧毁。
这是到这里后的第1印象，我的感觉就好似挨了当头一棒。
一个又一个街区完全成为废墟，上面仍然冒着青烟，因为这座城市刚刚被占领两三天而已。

我们驱车穿过废墟来到大学，前往图书馆。
它也是在1914年被德国人烧毁，并且由数百所美国学校捐资重建的，书籍可能也是捐赠的。

“图书馆怎样了？”我询问当地驻军指挥官，他是一名年纪挺大、脸颊胖得耷拉下来的上校，看上去不像是个缺乏同情心的家伙。

“我们一分钟就到。你们会看到的。”他说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
可能他注意到我有些急不可耐。
他又说道：
“城里这个地区发生了激烈战斗。激烈的巷战。这座城市几次易手。我们攻进来，他们又将我们赶出去。肯定会造成破坏，我的先生。”

那么图书馆一定被摧毁了，我得出结论。
一分钟内我们到了那里，将车开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广场上挖了几道战壕。
我们爬下汽车并看到……

宏伟的图书馆大楼完全被摧毁了。
废墟上仍然冒着烟。
一些支撑房顶的大梁仍然在。
都铎王朝式样的正墙，尽管被烟熏黑了，但仍骄傲地挺立着。

不过，当我企图走近时，一名德国士兵跑过来警告我，因为墙壁随时可能会倒塌。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走到了近处。

我对石头上刻的字颇感兴趣。
我在纸片上记下了一些：
芬奇学院；罗彻斯特大学；菲利普斯学院，安多沃；伊利诺伊大学；美国女子大学联合会；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公学；等等。
除了这些学校以外，还有其他为重建这座图书馆捐资的美国学校。

我试图寻找那块著名的铭文，当我1925年首次来到欧洲时，这座图书馆刚刚完工，一些美国捐助者和比利时当局曾就此发生愚蠢的争执。
今天看来倒是不那么愚蠢了。
我没有发现它。
我试图准确地回忆其原文，但实在记不清了。
不过，我想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因德国的怒火而毁灭，因美国的慷慨而重建。”

“那些书呢？”我问那位德军指挥官，我越来越感到他是个正派人。
“烧了，”他说道，“可能全烧了。”

一名脸上长满疙瘩，显得十分狡诈的纳粹工人走上前来。
黄色臂章表明他属于托特组织，往往跟随德军行动并负责清理废墟。
他对我说：
“这是英国人干的。他们离开前放了把火。非常典型，不是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后来当我单独和上校在一起时，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看着我，耸了耸肩，说道：
“我的先生，正如我说的，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场战斗。
在街道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火炮和炸弹都用上了。你看有多少房屋被摧毁。
我不知道哪座房屋在这种时候会得到与众不同的待遇。
也不知道这座图书馆是与其他房屋一样玉石俱焚呢，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摧毁。”

在我们离开柏林之前，曾有一位德国军官来到威廉广场并告诉我们：
“先生们，我们刚刚得到来自鲁汶的消息，英国人以最无耻的方式抢劫了那座美丽的古城。”

我们在鲁汶消磨了一个早晨，在废墟附近转悠，察看一些没被摧毁的房屋，与刚返回的居民以及神父和嬷嬷们交谈。
有些神父和嬷嬷在三天战斗中就躲在附近修道院的地下室里。
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能够证明英国人抢劫的证据。
公平地说，也没有任何一位德国正规军军官这么说过。

当我们早上9点15分进城时，被炸得稀烂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没有一个平民。
只有一些士兵和穿着捷克军装（难道德国人连军装都不够穿吗？）的辅助部队成员。
此外，就是穿着无标志工作服、戴着黄色臂章的托特组织成员。

在希特勒发动西线攻势前，鲁汶居民共有四万一千人。
一周后，当纳粹军队进城时，没有一名居民还留在那里。
我们无法查清有多少平民被杀。
可能非常少。
也可能根本没有人被杀。
实际上，该城居民由于对纳粹大军的恐惧，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已逃离。
他们无疑还记得上次即1914年德军来时，有两百名市民代表被抓作人质并被枪决，以报复所谓的狙击事件。

中午时分，当我们离开时，看到了第1批返回的市民。
他们的脸上充满震惊和恐惧，是那样悲苦和怨怒，然而又是如此自尊！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此时此刻，以自尊掩饰的痛苦，是人类最高贵乃至最美丽的表情。
我们那些世故油滑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之流需要多看看这种表情——在废墟中的活生生的表情。

德军指挥官将我们带到大教堂和市政厅。
除了一两扇窗户被打破外，几乎一切都完好无损。
它们一定逃过了1914年那场火灾，因为都不是新盖的建筑物。

一名德国军官对我说：“施图卡比起普通轰炸机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我问道。
“它们炸得更为精确。看看这里的市政厅和大教堂，都幸免于难。如果是普通轰炸机攻击这座城市，很可能连它们也会被摧毁。我们的施图卡则不然。它们只炸指定的目标。”

我们鱼贯而入市政厅。
首先是一个挺长的中世纪风格大厅，可能是接待室。
我们立即察觉到，这里曾经当过英军司令部。
在白木制作的大桌子上，放着地图、笔记本、威士忌酒瓶、啤酒瓶和带有奇怪英国商标的饼干筒。
这说明，英国人离开这里并不太久。

一条走廊通向里面更小些的房间，英国军官们似乎曾在那里住过。
在他们的桌子上，堆放着更多地图和法英辞典。
在一张桌子上，我注意到放着一本炮兵手册。
有间屋子的地板上沾满了血迹。
德军指挥官透露，有两名比利时伤员在那里因失血过多而死。
在各个房间绘有大幅文艺复兴时期壁画的墙壁下，凌乱地放置着英国人睡觉用的床垫。
大多数床垫都血迹斑斑，似乎在最后的日子里，并不是用来睡觉，而是用来等待死亡。

当我们离开市政厅，鱼贯而出那间大接待室时，我注意到后墙上有一块巨大的铜牌，但有半块被打掉。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一名军官。

他随即大肆吹嘘了一番德军的荣誉感。
这块铜牌纪念的是鲁汶的烈士，即1914年被德国人抓为人质并枪毙的两百名市民。
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些市民代表之所以被枪毙，是因为比利时人冲德军士兵打冷枪。[29]

这块铜牌描述了“德国士兵的野蛮”。
为了捍卫德军的荣誉，德国人便将记载“英雄烈士及野蛮德军”的那半块铜牌毁掉。
而另外一半铜牌记述了1914年比利时军队在保卫祖国时的英雄事迹，德国人对此并不反对，因此将其保留下来。
德国人只是反对打冷枪而已。

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废墟中，一座巨大的石质纪念碑仍然矗立在那里，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此战斗了三天之久。
这座纪念碑也是为了纪念1914年被枪毙的那些好市民们。
上面甚至罗列了他们的姓名。
迄今为止，德国人还没将其炸掉。

我们在广场上停下来喘口气。
脸上仍然带着恐惧和震惊的难民们，已经开始逐渐返回家园，在废墟中小心地走着。
他们安静、悲苦而骄傲。
虽然这会使人很伤心，但我们还是叫住了一些人，试图问他们一些问题。
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想弄清德国人对英国人火烧鲁汶大学图书馆的指控。
我们相信德国人肯定是罪魁祸首，而美国人民的反纳粹情绪将因此而进一步高涨。
但因德国军官在场，他们都变得谨言慎行，什么也没跟我们说。
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坚持说。
在战斗期间他们并不在城里。
他们已经逃往山区。

“我怎么可能看到什么？”一位老人抗议道，眼中闪耀着怒火，看着德国人。
一位比利时神父也同样谨慎小心。
“我待在修道院的地下室，”他说道，“我为我的教民们祈祷。”
一位德国嬷嬷告诉我们，她和五十六名孩子是如何在女修道院里躲了三天。
她清楚记得周五即5月10日清晨，炸弹开始从天而降。
事先毫无警告。
炸弹完全是不期而至。
比利时并未宣战。
比利时并未对任何人做任何事……她停了下来，注意到德国军官正盯着她。

“你是德国人，是吗？”一名军官问道。

“是。”
她赶忙惶恐地说道，“当然，作为一名德国人，我很高兴这一切都已过去，而且德军到了这里。”

德军指挥官很明显是受到了鼓舞，想带我们去女修道院与更多的德国嬷嬷谈谈。
但是我们估计这只是为了宣传而已，因此催促率领我们这帮人的军官继续前进。
我们遂起程前往布鲁塞尔。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沿着灰尘满天的公路驶向布鲁塞尔。
突然，有人看见了斯滕奥克尔泽尔和那座中世纪城堡，奥托·冯·哈布斯堡和他母亲、前奥匈帝国皇后齐塔住在那里。
我们停下车，打算看一看。
这座城堡遭到了轰炸。

奥托的城堡是座古老建筑，拥有无数塔楼，轮廓有些丑陋。
城堡四周是泥泞的护城河。
当我们接近城堡时，发现一部分屋顶被炸飞，一座墙看上去摇摇欲坠。
窗户都被震破，显然是高爆炸弹冲击波所致。
走得再近一些，我们发现了两个巨大的炸弹坑，实际上与护城河联成一体，使其显得更为宽阔。
显然，城堡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只是由于这两枚至少500磅的炸弹都掉进了护城河，而河水和淤泥减弱了爆炸的破坏力。
护城河距城堡仅六十英尺，炸弹的投掷当然可以称得上精确。
显然是施图卡的杰作。

但是为何要轰炸奥托·冯·哈布斯堡的城堡？我询问一名德国军官。
他也说不清楚。
最后他提出：
“英国人无疑是将城堡作为指挥部，因此它当然得算是个军事目标。”
后来我们在城堡里看了个遍，并未发现任何英国人曾经到过这里的证据。

当我们进入城堡后，很快便发现它曾被劫掠过，虽然并非十分彻底。
有迹象表明，主人离去得很匆忙。
在楼上卧室里，女人的衣服在地板、椅子和床上扔得到处都是，似乎那些人拿不定主意该带哪些衣服，而且既无时间也拿不动太多东西。
所有衣橱里都装满了衣服和长袍，整齐地挂在衣架上。
在一个男人住的房间里，书籍、运动衫、西服套装、高尔夫球杆、留声机唱片和笔记本扔得到处都是。
楼下客厅十分宽敞，布置得颇富布尔乔亚情调。
书籍、笔记本和瓷器在一张大桌子上杂乱无章的堆放着。
一本关于昆虫的大书很明显被什么人，可能是奥托本人，仔细地翻阅过。
在楼上我认为是书房的房间里，我注意到一本法文书，书名是《即将到来的战争》。
我查看了他的书籍。
有些极好的法文、德文和英文书。
显然他在读书方面品位很高。
当然，有许多是他的大学课本，都是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

我们花了半小时彻底检查这些房间。
其中大多数布置得非常糟糕。
洗澡间简直可以说是原始。
我还记得维也纳霍夫堡宫的壮丽，哈布斯堡家族在那里统治了数百年之久。
两者实在有天壤之别。
我们一行中有些人顺手偷了不少纪念品，有刀剑、老式手枪和各种装饰品。
我则捡了一页奥托的英语作文留作纪念，显然这是他最近访美前温习英文时所写。
感觉就像个强盗。
一名德国军官递给我一顶奥托的学生帽。
我顺从地接了过去。
有人发现了一些齐塔的名片，并且给了我一张。
上面写着：
“奥地利皇后及匈牙利的统治者”。
我把它装进口袋，当然也得算个抢劫犯了。
一条悲伤、饥饿、迷惑的小狗，在混乱不堪的房间里打着转，然后又跟着我们到汽车那里。
我们将这座城堡留给了它。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斯滕奥克尔泽尔到布鲁塞尔的公路上拥挤不堪，路右边是向西加速行驶的德国军车和牵引火炮，路左边则是冒着酷热和灰尘返回被毁城镇的络绎不绝的难民队伍。
我本来还想在布鲁塞尔美美地吃上一顿午餐。
这一景象使我胃口全无。

下午2点，抵达布鲁塞尔。
该城幸免于难，也是比利时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城市。
希特勒曾威胁要摧毁布鲁塞尔，前提是如果比利时人通过该城调动部队或组织防御的话。
也许迅速陷落倒使其免遭劫难。

当你驱车穿过城区时，不时会看到被零星投掷的德国炸弹炸毁的房屋。
只是为了吓唬人吗？城市中央运河上的所有桥梁都被英国人炸毁了，原先起码有十几座……

这是晚春温暖的一天，街道上挤满了当地居民。
与我们在其他城镇看到的一样，人们的脸上是痛苦但自尊的神情。
负责我们这四辆汽车的德国军官下了车，向一位路人询问如何去我们已经订好座位的饭馆。
这位先生看样子像个教授，留着胡须，戴着宽边黑帽。
他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很有礼貌，也很冷淡。
德国军官敬了个礼表示感谢。
教授生硬地举手碰了碰帽檐。

不久，我们来到市中心，即火车东站前面。
然后又粗鲁且不必要地鸣着喇叭，沿着街道加速冲到大都会旅馆前面的广场上。
和平时期我常在这里漫步，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留心观察布鲁塞尔的规矩市民，还有浓妆艳抹的妓女。
大街上摆满了在德国绝对见不着的好东西，包括橘子、香蕉、奶油、咖啡和鲜肉。
电影海报栏里张贴着好莱坞和巴黎最近的电影海报，广场上的咖啡屋里挤满了人。

我们在皇家饭店吃饭，我在布鲁塞尔时经常到这里。
与德国军官一起到这里，我感到有些尴尬。
好在领班和侍者都没认出我来，也可能是假装没认出来。
这家饭馆和大都会旅馆一样都被军方征用。
不过在吃饭期间，也有两三个平民进来用餐，我想可能是例外。
我们吃得很好。
在这里用餐的德国人主要是军官，也有不少外交部和宣传部的官员。
在柏林有几年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我们一行人在几分钟内便将饭馆中的美国香烟买了个精光。
我也买了三盒“好运”牌香烟。
在德国抽了一年劣质香烟后，我实在无法抵御那种诱惑。
我将把它们留在早饭时抽，一天抽一支。
大多数人都是成箱地买，这使我良心上轻松了一些。
我们以10法郎兑1马克的愚蠢比价付钱。
午餐后，大多数人都跑出去，用现在很值钱的马克“抢劫”。
他们买鞋子、衬衫、雨衣、妇女穿的丝袜，几乎看见什么买什么。
一名意大利人买了咖啡、茶叶和两加仑食油，此外还买了鞋子和衣服。

F先生和我出去找一家过去经常光顾的商店。
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聊天。
老板娘正在店里招待顾客。
她对我还有模糊印象。
她既震惊又害怕，但表现得很勇敢。
她仍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说道：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先是德国人进攻。然后是政府逃跑。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是周五（今天已经是周一了），大约晚8点，德军开进了城。”
她承认，德国士兵的行为还算“端正”。
“你丈夫去哪儿了？”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被动员参军。他上前线了。我没听到他的消息。我只希望他还活着。”

两名德国士兵晃悠着走了进来，每人买了六盒美国香烟。
在德国，他们最多只能购买十支劣质国产香烟。

他们离开后，老板娘说道：
“我的铺子仍然开张。但不知还能开多久。我们的货都来自英美。还有我的孩子。
从哪儿能搞到牛奶呢？我搞到够两个月喝的罐头牛奶。但喝完后又该怎么办呢……”

她停顿了一下。最后，她还是说了出来： “说到底，事情最终会怎么样？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比利时还会跟以前一样吗？保持独立并保留我们的国王？” “嗯，当然，如果同盟国获胜，事情会像上次大战后一样……”我们只好说道。
“如果？……但为什么他们撤得这么快？加上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们在比利时有一百多万军队。但他们还不如1914年那一点比利时军队守得时间长。我真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明白，随后便离开了。
回到停放汽车的饭馆，我们一行中有个别人刚刚回来，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
但多数人仍没回来，于是F先生和我又到市政厅广场上散步。
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市政厅楼顶飘扬着纳粹“卐”字旗。
尽管如此，除了一群群的德国兵外，广场看上去一切如常。
我们发现了一家美国银行办事处。
我们走了进去，要求见见经理。
午餐前，我们曾要求德国人带我们去美国使馆，但遭到了拒绝。
美国使馆人员与比利时政府一起逃跑了，他们告诉我们。
我反驳道，使馆至少会留个秘书看管。
不是这样，他们声称，只留下个门房。
这显然是假话，但F先生和我都未挑明。
要走路去的话有点太远，我们时间不够。

这家银行的两位经理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们。
其中一位在比利时遭入侵前两天才从纽约来这里。
他们告诉我们，美国大使库达希和全体使馆成员都留在布鲁塞尔。
但是使馆无法与外界联系。
据他们所知，所有美国人都很安全。
在德军进城前两天，有些美国人与一伙犹太难民曾打算趁夜逃走。
但是，离首都二十英里的铁路桥遭到德机轰炸，火车不得不停车。
城里有些恐慌，特别是犹太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伙犹太人和几名美国人决定步行前往海边。
其他人包括一位银行经理则返回布鲁塞尔。
无人知晓那些逃往海边者的下落。

关于布鲁塞尔的一些零星情况：
街车仍在行驶，但禁止用私车。
德国人征用了大部分私车。
不准打电话。
电影院被关闭，但海报栏里仍然张贴着法国和美国电影广告。
德军禁止人民收听外电广播。
到处都贴满了告示。
其中一份是市长发的，以法文和佛莱芒文印刷，要求民众在处理与德军关系时保持冷静和尊严。
美国公司外面则贴着用美国使馆信笺打印的告示，内容是：
“此处属美国财产并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

午后才离开布鲁塞尔，我们的汽车上装满了大家的“战利品”。
对我而言幸运的是，我们于晚上9点半便返回亚琛。
我已与帝国广播公司约好，于凌晨4点半在科隆播音。

我刚刚写完播音稿。
必须把宣传部和最高统帅部的新闻审查员从床上叫起来进行审查。
虽然最近我很少睡觉，但丝毫不觉得困倦。
我租了一辆车和司机，以便开车去科隆，约需行驶四十英里。
司机坚持现在就出发，也就是凌晨1点。
他说，公路上的部队会阻碍我们行车，英国轰炸机可能也会来捣乱。
今晚它们还没飞过来，虽然几乎是满月。

05月21日，6点15分——播音进行得很顺利。
英国轰炸机没来。
在灯火管制情况下寻找广播电台遇到了一些麻烦。
最后，科隆城内与大兵一起站在门口的一位胖胖的金发女郎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在电台抽空睡了半小时，在回亚琛的路上又睡了一个半小时。
也就是说，归途中一直在睡。
现在下楼去吃早饭，我们将于6点半出发去前线。
没时间换衣服，不过还是抽空刮了脸。

关于05月20日的脚注——在由布鲁塞尔返回亚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群英国战俘。
那是在荷兰林堡省的某个地方，我想大概是在马斯特里赫特郊区。
他们被赶进一家废弃工厂的大院里。
我们停了下来，走过去和他们谈了谈。
看着他们，令人十分伤感。
战俘们总是这样，特别是在战斗刚刚结束后。
一些人显然得了弹震症，一些人受了伤，所有人都筋疲力尽。
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的体质。
他们全都胸脯扁平、骨瘦如柴、肩膀单薄。
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视力不好，并且戴着眼镜。
我认为，这非常说明问题，英国在战后二十二年忽视青年的行径几乎是犯罪。
德国尽管战败，而且还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人口达到六百万等问题，却是在野外的新鲜空气中和灿烂阳光下抚养自己的孩子。
我问这些战士们，他们都来自哪里，在家里从事什么工作。
战俘约有半数来自利物浦的公司，其他人则来自伦敦的公司。
他们说，九个月前开始军训，当时战争刚刚开始。
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不能弥补战后这些年来因饮食太差、缺少新鲜空气和阳光以及体育锻炼所带来的危害。
就在三十码外的公路上，德国步兵正向前线开进。
我不由得将他们与这些英国小伙子进行对比。
这些德国兵肤色黝黑，胸肌发达，身材匀称，健壮如狮。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

我知道，这些英国小伙子，也曾像男人一样勇敢地战斗。
但勇敢并不决定一切，在这场机械化战争中，单靠勇敢是不够的。
你必须拥有一个可以承受可怕摧残和折磨的好身体。
然后，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你必须拥有所有必需的军事装备。
我就此询问了这些英国人。
有六名英国战俘站在一起，与其他人拉开了一些距离。
他们告诉我，在鲁汶附近投入战斗时还有一个连，现在仅剩下这么几个人。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取胜，”其中一人说道，“我们立刻就被打垮了。
特别是那些俯冲轰炸机和坦克，对我们威胁最大。”

“你们自己的轰炸机和坦克呢？”我问道。

“从来没见过。”
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其中，有三个人都是一只眼上蒙着非常肮脏、血迹斑斑的绷带。
有一个人看上去特别沮丧，站在那里痛苦地咬着牙。

“很可惜，”他的战友悄悄对我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
感觉很糟糕。”

“告诉他，没那么糟糕，”我笨拙地企图安慰他，“我自己也有一只眼睛瞎了，但你们都没注意到。”
我并不指望他相信我的话。

尽管有弹震症并面临着当战俘的黑暗前景，但总体而言他们仍很乐观。
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片的来自利物浦的小个子冲着我微笑。

“你知道，你是我平生见过的第1个活生生的美国人。
在这种地方头一次见美国人，是不是有点滑稽？”这也引起了其他战俘的同感，我们都大笑起来。
但是在内心里我感觉并不好。
F先生和我将随身带的所有香烟都送给了他们，然后才走开。

[29] 在1940年没有发生冷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