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

我们在前线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曼纳海姆防线西段的突破），在英国给人留下了强烈但褒贬不一的印象。

我们的成功使更理性的人——其中应该包括张伯伦集团、比弗布鲁克、希克斯那样的工党党员、汤姆·威廉姆斯、斯特拉波吉和其他人——在对芬兰的援助问题上更加克制和谨慎。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冒险与苏联发生战争。

不太理性的人，包括似乎由丘吉尔领导的某些大臣（尽管我没有丘吉尔关于芬兰问题的立场的确切信息）、霍尔-贝利沙的支持者、以辛克莱为首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各家报纸——《新闻记事报》《星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意识到曼纳海姆正在被削弱，于是在伦敦发起一场疯狂的运动，以最广泛的方式向芬兰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包括派遣军队，却忽略了与苏联开战，以及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转变成“盟国”和德国之间的战场的风险。

冷静地评估所有这些因素后，我倾向认为第一类人比第二类更有优势，因为英国本身就处在危险之中。……总体而言，这种形势被认为是危险的，充满各种突发事件。人们很容易被卷入一场大战。避免这种危险的最好方法是加快结束芬兰战争的速度。英法的算计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芬兰事件直到5月才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打乱这些算计，并在几周内结束战争（或者，如果不能完全结束战争，至少先对芬兰人造成决定性打击，如此一来，他们处境的无望便昭然若揭），我们将从危险区域脱身。

英国激进主义的根源是人们普遍相信苏联和德国是“盟友”——如果还没正式结盟，也是不久后的事。因此，人们不愿区分德国和苏联，并将二者都标记为“敌人”。这就是丘吉尔和霍尔-贝利沙改变方针的原因。……我试着向每个人证明，苏德“联盟”是荒谬的。但是，由于现在的外交界没有人相信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我对于自己就这件事进行驳斥的成效不抱任何幻想。莫斯科应该以更明确的方式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