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01月03日

（星期三）

得上海开明由柳州分店转来一信，内有章雪村徐调孚二兄之函，及版税划款单，避寇五记清样。章奔父丧返绍兴，重到上海，而刘叔琴已物化。读之令人感慨。又言上海教育界受“某方”威胁，学校将有不少停闭。陶载良[1]已离沪赴滇。读之令人愤激。版税乃廿七年秋冬之账，须向桂林或柳州支取。数目超过我所逆料，甚喜。避寇五记第一记清样甚清楚，在内地久不见如此精良之铅印，况是自己文章，更觉可爱。即检读一遍，发见错字二个。调孚函催续写第二记。吾在宜山时已动笔，才写数行，即开始逃难。今暂居都匀已半月。但十人一室，狭窄，嘈杂，而简陋，竟无续写之机会。今见清样，兴味忽浓。即日当冒万难而续成之。下午同林仙入城。版税超过预期，使钱便觉手松，买各种糖果食物及美丽牌香烟而归。

[1]陶载良，生于1898年，江苏无锡人。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曾与丰子恺等人同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1925年与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刘熏宇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后期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