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39年10月19日在美日协会上的讲话）

英语中有个俗语——“直接出自马口”。我一点也不清楚为什么单挑这种动物来做比喻，尤其是因为马大都不爱表达感情，不过这句话的意思还是一清二楚的。今后几个月我在日本讲的话就是“直接出自马口”，因为这些话将准确地表述和阐释当前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和远东的一些看法。在归国期间，我还有幸同总统及国务卿商谈过多次。

5月赴美前，有位日本朋友曾请我把他所想象的日美关系的现状转告我在美国的朋友，其大意如下。

由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美国在华权益正受到一些轻微的无关紧要的干扰；日军当局总是想尽办法预防侵扰美国的利益；美国发表的有关日军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报道都是故意夸大其词，目的是要煽动美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方有些行动之所以遭到美国人反对，多半是由于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由于美国墨守法规，美国政府对中国日占区内美国权益受损所持的那种态度，主要还是源于美国国内的政局；中国日占区的情况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好转，将使美国再也无法埋怨。

这就是我那位日本朋友的观点。

然而，真实情况远非如此！美国政府对其了解得很准确。美国人民也知道得很清楚。为今后的日美关系计，必须正视这些事实。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才能了解目前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态度；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并采取有效步骤去改变这些事实，才能改善日美关系。日美关系必须改善。

今天讲这些，并不是想详述引起我国反感的各种原因。这里也不是列举详情的地方。那些事实，我们两国间的那些纠葛，是要由两国政府去考虑的事。实际上，其中有一些也就是两年来我一直在和日本政府讨论的问题，而且我还要继续交涉下去。但我相信，对于那些事实和困难，你们也一定知道一个大概。有些问题是严重的。

此刻，在座的可能有许多人这么想：“每种情况，都有正反两面。我们在日本也有我们的舆论需要加以考虑。”不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在美国时，就曾将日本的观点的各个方面尽量告诉大家。但在日本这里，我也要尽力说明美国的观点。不细心考虑双方的观点，要建立友好关系，只会徒劳无功。但愿你们都能体会到我是多么热切地期盼达到这个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多么由衷地、以客观的立场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尽一分力量。因此就得让我来消除一些我认为今天存在于日本的纯属虚妄的对美国态度的错误看法。

错误看法之一是，美国处理东亚事务的方法是囿于一种纯属“墨守法规”的态度，这是当今日本广泛流行的看法。何谓“墨守法规”？假如是指尊重条约、尊重正式承担的义务和国际法，那就说对了；尊重这些，正是并将永远是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我在日本听到的常用的“墨守法规的态度”似乎是指一种见树不见林、不能高瞻远瞩的立场。那就让我简略地谈一谈决定美国政策和目标的几个基本原则吧，这些政策和目标是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制定的，的确主要是以“守法”的应世态度为基础的，但是据我看，它又远远超越了纯粹“墨守法规”的态度。

美国人民渴望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也希望各国之间都保持和平关系。这种和平愿望不是我们独有的，但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念，即在整个历史上，仅仅是作为两次战争间的一个插曲的那种和平，并不能够稳步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甚或连保存文明不行。我们相信的是，要依照我们国务卿所谓的“适当程序”来处理国际问题，才能维持国际和平。

美国人民要求尊重别国人民的主权和权利，也希望自己的主权和权利同样受到尊重。我们凭经验得知，解决国际纠纷的有效办法，与其说是在于仅仅放弃使用武力，倒不如说是在于断绝一切立即或终将使用武力的念头。请那些好讥诮人的人好好想一想，视要挟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使全人类共有的良知得到明智而实际的运用，是纯粹的“墨守法规”吗？

美国人民认为，可以把战争的影响限制于交战国之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国民经济还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时，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它们主要是靠自己种植或制造的产品过活。今天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各国要获得自己不出产的商品，要卖掉剩余的产品，都日益有赖于他国。由于各国都自有其特产，能够比他国更有效地或更经济地种植出或制造出某些物品，遂逐渐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商品交换制度。各国都为共同利益献出自己的工艺成就和自然资源。

正是这种交换制度不仅提高了各地的生活水平，而且使那些在简单的自给经济时一个人也难过日子的地方变得可供两人甚至三人过舒适的生活，使易于失调的、复杂的世界经济保持平衡，这不仅和我们高级文明的利害有关，而且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根本生存之所系。战争不但破坏交战国的人力和物质财富，而且干扰世界经济的妥善调节。因此，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成了其他所有国家利益攸关的事情。那么，即使单为世界经济着想，以适当程序解决国际纠纷，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力劝别人照做，这样的“墨守法规”的思想，又有什么愚谬可笑呢？不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国际交往中的这些现念又怎么能够树立呢？

美国人民信奉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从来不曾实行这个原则的国家，甚至是日本，虽然日本把美国坚持“门户开放”称为所谓的“墨守法规”的最主要表现。甚至日本也曾坚决主张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实行“门户开放”，并得到过好处，我们只是被告知，这个原则不适用于中国，除非经过修剪和阉割。我刚才说的那个极其复杂的世界经济体制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国能够随意在各地做买卖，如果有人要在某些地区专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索取先买权并维护这种特权，这些地区便不可能有自由竞争的条件。

不用说，我刚才表述的思想是普遍适用的。

还有一个时常听到的错误看法，我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指责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了解“东亚新秩序”。对不起，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一点不同的意见，请大家指教。何谓“东亚新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是一清二楚的，绝不比日本了解得差。日本官方曾给“东亚新秩序”下了一个定义，叫作安全、稳定和进步的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切望自己享有，而且切望世界各地区的一切国家都享有安全、稳定和进步。但是，“东亚新秩序”的含义之一，却好像是要剥夺美国人在中国的长久以来已被确认的权利，这是美国人民要反对的。

有事实为证。日军现在在中国的那些做法就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此美国人民已愤慨到什么程度，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可能还不知道。绝不是说美国人民已经忘记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友谊，但可以这样说，对日军在中国的狂轰滥炸，美国人民的确深感震惊，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也是因为随着美国公民被炸死炸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直接威胁。他们越来越看重在华日军侵犯和损害美国权益的问题，认为这是在蔑视美日两国所订的条约和协定，蔑视有日本参加的多边条约和协定。美国人民知道，那些条约和协定是日本自愿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的条款构成一套指导实际行为的规范，是用来维护大家的利益，以及国家主权和经济机会均等这两项互相关联的原则的。

经济机会均等，本就是日本长期以来曾多次明确赞成并一再坚持的一项原则。美国人民还不仅是因其机会均等和待遇公平等久经确认的权利横遭剥夺而感到忧虑，而且觉得如果远东目前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使他们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的衷心希望归于破灭。由于日本驻华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正在被削减或被消灭，美国的财产正在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侨民正在遭受危险、忍受侮辱，如果我认为今天适于把全部事实都一一摆出来，你们就一定会感觉到美国的态度是正确的，是有充足理由的。大概你们也能明白今天我已经是如何艰难地克制自己了。

总而言之，美国人民根据他们得到的一切绝对可靠的证据，有充分理由相信，日本是在为一己之利而力图控制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内强力推行一种排外的经济制度。正是这个看法，加上轰炸、侮辱以及种种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美国人民的对日态度。至于我自己，我会说日本当局已做和正在做的许多伤害美国的行为，都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信念。我们相信，日本若不侵犯美国的任何权利，也能够获得远东的真正安全和稳定。

以上就是我力求给予准确说明的美国舆论，我在回国期间对它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和分析。我们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太宝贵了，有意无意的损伤都不能容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经济、财政、商业、贸业利益、旅游、科学、文化、感情——日本和美国都应该永做互相体谅的朋友。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之间总难免发生争吵，就跟兄弟之间一样。但在困难时刻，美国也多次对日本表达过真诚的同情，希望能对它有所帮助；而对日本的成就则表示赞赏，对结成互助的关系亦曾寄予热切的希望。

我今天讲得极其坦率，请不要误解或曲解我的动机。我之所以抱此态度，首先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忠于我国的利益，但也是因为我深爱日本，并且确信，两国的真正利益，即根本的和永久的利益，要求我们在交往中的思想和行动都应该协调。我对日本有感情，这是和你们在这里相处七年、在愉快的交往中培养起来的。知道这些的人一定能看到，我的言行是一个挚友的言行。

我刚从美国回来时，有家日本报纸曾表示怀疑，称不知我怀里藏的是匕首还是鸽子。那就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除了一腔希望继续为美日友谊全心、全意、全力工作的热情外，我怀中别无他物。

今天我列举一些事实，单刀直入，据实反映。但我也是在恳求，为我们两大民族悠久长远的友谊考虑，彼此要有善意的了解。值此乱世，但愿现在以至于长久的未来，两国邦交能保持稳定。如果这种稳定关系能保持下去，对日本、对美利坚合众国都只有好处。

1939年10月19日

下面是我回东京后给杜曼、克雷斯韦尔（Creswell）和史密斯·赫顿（Smith Hutton）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这次演讲的背景：

我回国期间，美国公众舆论对日本的态度日益强硬，几乎普遍赞成废除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要求冬天即对日本实行禁运。政府目前的态度是，不容许美国权益被排挤出中国。假如美国实行禁运而受到日本的报复，我国政府亦很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反报复。

我曾指出，一旦采取制裁政策就必须贯彻到底，而贯彻下去又很可能终将导致战争。可是现在政府或国民的态度都没有任何软弱的迹象。总统和国务卿似已下了决心，要维持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海军秋季演习定在夏威夷水域举行。还有增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上海之说，但就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此事已决定缓议。不过，毫无疑问，如果在华日军继续侵害美国人和美国权益，如果他们步步进逼，定要将美国势力逐出中国，我国政府就会采取报复措施，后果不计，绝大多数美国国民亦将支持政府。“收起帐篷，体面地撤出难守之地”这样的高论现在很少听见了。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正被视为我们在整个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想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态度，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把日本政府同日本军部区别开来，一心信任其善意和努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些身在大使馆的人一向以慎于言行、避免激怒军部这样一种策略为原则。如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既如此坚定，我认为现在的上策就应该是将这种态度谨慎地告知日本政府和人民，以免他们总是以为（至少在我5月离日以前日本人普遍是这样看的）到最后美国终究还是会让步。现在我不认为我们会退让了，我觉得大使馆现在应该致力于使这种实情逐渐渗透到日本人的意识中去。让日本人总是停留在那种误解上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过，执行大使馆的这些任务时，还必须慎重。

今年夏天，国务院已认真考虑再写一份强硬的照会给日本，但杜曼先生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支持他，理由是这种照会于事无补，只会激怒军部，况且我们的立场早已充分记录在案，无须再做补充。不过，我又主张，还是应该做点工作，把在华日军侵犯美国人和美国权利的事实摆在日本人民的面前。

据我了解，甚至有影响的日本人也不是个个都知道那些事实，因此他们总是觉得，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和日本的政策、反对“东亚新秩序”，一方面是由于硬要死守那些在他们看来已属陈腐的法律细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贯同情中国。要想由有影响的日本人（我想到枢密院议员之类，他们该是有影响的）出来发起一个制止军部排挤美国在华利益的运动，首先必须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和国民的坚决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依据的事实。那样的误解存在一天，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为改善关系采取建设性的措施。他们能否采取建设性措施或有效措施以约束军部固然值得怀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事。

在阐明我们的态度时，一定不能用威胁的口吻，因为对日本人施加威胁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只能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出来，事实俱在，所以日本制定政策时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因此我认为——总统和国务卿也同意——我回东京后对美日协会做首次演讲时，应当尽力把美国的真实感情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向日本人讲清楚。我只不过是报告我过去四个月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这次演讲格外有力，我觉得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后的演说不会再有这种有利条件了。我的想法是，以尽量友好的态度陈述国务院原想在那份拟写而终于未写的照会中提出的观点。美日协会大概是我们仅有的讲台了。我的演说定会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即使只有《日本广告报》登载，也将会引起日本朝野许多实权人物的注意。万一有人抱怨，说我是要撇开日本政府而直接诉诸日本国民，那也可以用事实来答辩：日本要人以往又何尝没有利用过这个协会来阐述日本的观点（1932年我们到日本后首次参加这里的宴会时，石井子爵就曾在这里讲过话，可以比较），我当然也可以要求享受同等权利。

演说之后，有些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听众的反应时用上“发愣”“震惊”之类的字眼。其实，当时在场的只有合众社的汤普森，他抢在别人前头了，其他人以为这次要讲的仍将是外交上的老生常谈，可是美联社的莫林，还有休·拜厄斯，很快就陆续接到纽约的电话，要他们详细报道。日本报界的反应则果不出我所料，有些报纸骂我傲慢、粗鲁、大失外交礼仪。总的倾向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仍旧咬定美国人民完全不了解实情，总爱小题大做，把一点点偶然“事件”看作大肆侵夺，再就是认为我们依旧不了解“东亚新秩序”。但也有几家报纸，特别是《读卖新闻》，开头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指责我傲慢，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含糊地说，美国的观点似仍有可取之处，应细加研究。在此间的一般人看来，这类态度当然是十足的邪门歪道，但是这也表明灌输思想的工作已开始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