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08月07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八时到国府参加联合纪念周，是昨夜军委会特别发出通知，要各机关高级人员前往的。大家知道准是蒋委员长有话要说了。果然是他老人家出席报告。他首先说：抗战到现在，无论从那一方面看，情形都很好，胜利的基础已经定了。可是还有些中央人员精神颓唐，心理动摇，这决不是革命党员、革命政府的人员所应有的。其次，他说在这非常期，政府人员办事不要太过死守法令，为法令所缚束，要通权达变，因时因地制宜。又其次，他说各机关的下层人员、科员这一级，人材很缺乏，应注意培养提拔。又其次，各机关互有关系的事情往往推搪搁置，应该设法校正。他又说，现在有一种不正确的心理，大家注重军事，而忽略了经济建设，这是极大的错误。他说“军事可说已经胜利了，今后便是经济的战争。前方的军事由我负责，一定是胜利的，后方的经济建设却要你们大家多努力。”他说“军事的重点在山西，山西苦战了两年，敌人没奈我何。只要山西守得住，其他各地的进退无关重要。经济的战争也应集中力量于一点，上海的外汇跌价无关重要，我们一定有办法。”
这一篇演说，很明显的一方面在指示党政军机关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在鼓励党政军人员的精神和心理。他这种鼓励的演说抗战以来隔了相当的时候便来一次，有些人不免以非笑的态度受之，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不要呆板死守法令一点，他说话最多，特别举最近县以下行政机构改革方案的讨论经过为例，说有人拿经费不够，人材不足为理由，不肯切实执行，深致不满。这一个方案是他老人家最用心思，最急于实行的提案，到了行政院，便发生了不易实行的许多意见。所以他今天的批评生气，可以说是完全为行政院而发的。散会以后，伯聪秘书长很发了一些牢骚，说这样的事是无法干下去的。孔院长也在那里听讲，不知道他又作何感想。这在蒋委员长当然是很有理由，以为我们革命党应有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态度处理一切。不过一切法令是革命的政府定下来的，如果自己定下来的法令自己不去遵守，影响是怎样？也可想而知了。
最后蒋委员长又说到汽车的事。他说关于汽车在公路上应该如何的停放，如何的隐藏，本人下了三次的命令，现在才算有了一些效果。这样的小事，居然要他下三次的命令，主管的机关到那里去了，做甚么事的？他很慨叹的说：“如果我不是革命的，我实在觉得太灰心了！”这一篇演说，历一时余，真是语重心长，令人感奋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