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07月14日

金。

四姐走，五弟、汪先生来，李晨岚也回来了，弄菜的人多了。

汪先生下午逃走了，艺专大批的学生来。

今天应该记〔到〕广州后一直到离开广州时的情形，时间也有一个多月。

广州虽然大，店家都不大开门。

我到广州两次，前后有一个多月，就没有吃到好馆子，“食在广州”这个观念几乎要打破了。

但广州人真是沉得住气，警报是整天的有，卖菜卖东西的照样卖，街上交通也不断绝。

广州是抗战以来遭轰炸次数最多的地方，可是因为广州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并不见得被炸得怎样狼狈，市政府的玻璃窗子都震破了，但里面照样有人办公。

到了惠园九号叫门，有人出来说孙家在楼上，从边上的小门进去。

我正要上去，孙凤竹从楼上跑了下来，扑在我身上。

我都没有法子，抓住了她的手膀子，真细，人也瘦的很，但精神很好。

她家母亲病在床上，是子宫癌，是不治之症，除非有“镭”，但是广州没有，只有香港有。

我去时他们正在等她二哥回来，商量到香港去医病的事。

到广州就整天蹲在她家，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玩，只到过一个什么公园，也并不好，只记得有许多小孩子，一定拖着叫擦皮鞋，很煞风景。

她家又是那样，和在青岛时大不一样，一个佣人阿二，整天的给孙伯母洗脏裤子。

嫂子做饭，大哥又不大在家，小龙已经长大了，但十分难看，又有了小虎[3]，已经能在地上跑了，满屋子的倒霉气象。

才开始孙凤竹还不好意思，后来她才告诉我东西都当了，现在就靠当当过活。

连她的衣裳也被当了，后来临走的时候，还是我拿一点钱来把她的棉衣赎了回来。

因为看到这种情形，我更得要爱她才成，否则会显得我这个人不厚道。

我觉得既然订了婚，她就是我的人了，不管怎样，我当尽力的保护她。

在广州的一个月，可以说是我们的恋爱时期，她什么都依我，真是怪可怜的，我要吻吻她，抱抱她，她也从来没有不愿意的过。

我心里想，她一定想，反正是他的人了，随他怎样吧！由于她太顺从了，于是在十月五号的晚上，我将她的处女毁坏了，她也一点不觉得难过。

到广州后一两个星期，我到香港去了一趟，先打电报给二弟，二弟来接的，住老伯伯家。

香港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只有登山电梯还好，到山顶上去看香港夜景，还是萧乾带了我去的。

二弟常和我一个人去看电影，吃冰激凌，待我真是不错。

香港的十天日子，老伯伯仍然是那样的好，不显得老，夜里常替我们来盖被子。

姑爷还是那样整天的办公。

凤竹在香港时，也曾到过老伯伯家，看过大姐、静华她们。

在香港住的几天，凤竹有信来，我说要回广州。

那时我的计划是到昆明，因为联大（清华）在昆明。

杨振声说，从文都在昆明，到昆明或者会有办法。

打了两个电报，一个给杨，一个给从文，但是没有收到回电。

老伯伯劝我说，其实要到昆明，就不如不回广州。

我也犹豫，但终于决定，还是要回广州。

二弟带了孙基昌来，他是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二弟送我先走了，坐的是头等车回广州。

他家人都骂孙基昌不回家，过了几天他才回来，母子相对哭了一场。

他是学医的，自然知道母亲得这种病是没有法子的。

这一星期中，日军十号在大亚湾登陆，形势一天一天的紧张起来，惠州、博罗相继失守，广州人匆匆逃了。

我们怎样办呢？到文化生活社找到巴金，他们预备去桂林。

于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我带凤竹跟巴金他们一起逃难。

伯母病在不能动，孙二哥也不能走，孙大哥已经随机关走了，嫂嫂和儿子留在广州。

决定了以后，便经常到巴金那儿去打听他们弄的船，好几次的麻烦周折，才决定十九号上船到梧州。

没有钱，订婚戒指也卖了，看见店员当着我们的面剪断了戒指，心里实在不好过。

十九号下午把东西和人，一起都送到巴金住处。

临走时孙伯母拉着凤竹的手大哭，这真是生离死别，明知道一去不知道何日才得见面，又明知道她老人家不久于人世的了。

我不忍再看，先下了楼。

十九号夜里没有走成，住在巴金处。

二十号又回到惠园，盘桓了一日。

街上景况已大不相同，警卫挨家挨户叫人快走，十分惊慌。

二十号晚上船，孙二哥送上船。

明天记逃难岁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