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07月12日

水。

回到乡下，生活平静，该回想一年前的事儿了。

去年七月中，我还在汉口，七月底，军委会伤兵慰组犒赏科，因为汉口形势紧张迁湖南，确实是哪一天记不得了，总是七月底的一天，犒赏科全体上船去湖南桃源。

记得那天晚上，凌先生还特地送我上船。

船是一只小拖船，第二天一早开船，但船开了一天，晚上还泊在武昌码头，走了一天，还只是过了一条江。

那天风浪特别大，在小船上，虽然是睡着了，仍然是晕得厉害，中饭都没有吃，因为在船上吃不消，决定坐火车去了。

下船赶到冠生园，打一个电话给施鼎莹，告诉他我坐火车去，他说好。

再打电话给凌先生，说没有走掉，当再回银行去。

凌先生说好极了，孙老伯和孙基昌都到了，真是幸运，能再回到汉口看到他们。

我回到银行，徐炎之正在替他们吹笛子，大唱。

我记得的就是和孙老伯合唱了一支《草地》，“抵多少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曲子唱得最好。

当晚谈到一两点钟，基昌兄初次见面，一如知己，当晚他便大谈他自己在广西的恋爱史。

我也告诉他我对孙凤竹的态度。

本来在孙老伯来汉口之前，凌先生就知道我和孙凤竹的关系，有意促成，所以我临走时请他转告孙老伯，不巧我自己又回来了。

但这种事情自己说总不成，仍然请他说。

第二天，凌先生告诉我说，已经说过了，答应订婚的事，电报都不必打到广州了，因为孙老伯说，长辈的事我可以完全做主。

因为有这种话，孙老伯就是老丈人了，倒反而生疏了起来，不大好意思和他说话了。

此后几天里，总是请客，订婚的事也在进行，预备庚帖和戒指，还登了几天报，这些事是林先生操办的。

好像是八月二号离开汉口的，孙老伯和基昌兄仍然住在凌先生的大陆银行里，记得基昌兄还过武昌到车站送我。

坐的是头等卧车，那时候有钱，除自己的一百元外，凌先生又硬要给钱给我。

到长沙，在湘水中的水陆洲[2]上，见到宗斌他们。

那时他在长沙空军招待所任所长，颇为阔气。

记得吃醉了酒，自己的小汽艇和别人的船打架，我吐得他的汽车上一塌糊涂。

在空军招待所住了几天，搭汽车到桃源。

常德还歇了一夜，路上都有信给凤竹，给凤竹在长沙发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表示了我的态度。

桃源的一个月的苦闷生活，待留到明天的日记中写。

中上，凤竹又有点吐血，她就是不听话，昨天我在昆明，她为了做饺子，忙了半天就累了。

我忍不住说了她半天，她又要哭的样子，她一吐血，就要哭，所幸一会儿就止住了。

晚间听郑先生弹七弦琴，似乎还能懂，这一点并不是对牛弹琴。

弹琴又谈话，到十一点才睡，睡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