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05月30日
作《汪精卫赴日和开展全国反对汪精卫的群众运动》，先后发表于06月02日《新中华报》、06月10日《解放》周刊第七十三期，署名洛甫。
文章指出汪精卫赴日的目的，是接受日寇的指令，以便回国后破坏中国抗战，实现他卖国的阴谋，接着说：
“汪精卫的问题，不是汪精卫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他所代表的一种和平妥协、防共反共、投降日寇的倾向的问题。”
“现在所有埋伏着的代表这种倾向的分子和汪精卫的党羽，正在到处散布中国不能继续抗战与中国必须同日寇和平妥协的毒素，尤其集中他们的力量于防共反共的斗争。”
为此文章号召：
“要在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之下，大胆的开展反对汉奸汪精卫的群众运动，彻底揭破汪精卫及其党羽、应声虫的和平妥协与‘防共反共’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