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03日

参加了一次英中晚宴，郭泰祺、查特菲尔德勋爵和斯内尔勋爵在晚宴上发言。有客人提到苏联大使时，大家一致热烈鼓掌。

演讲即将结束时，弗农·巴特利特走到我身后，匆匆把一张纸条塞进我手中。纸条上写着：“刚从莫斯科传来消息，李维诺夫已经辞职。”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05月03日李维诺夫被解职，对国际舞台和迈斯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李维诺夫的门徒，迈斯基一下子失去了他的庇护者。当他读到这封电报时，不难想象他的震惊。这封电报异常地由斯大林亲自签署，通知迈斯基和其他重要的大使，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这是由“李维诺夫同志对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不忠态度引起的”。迈斯基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的遗存，逐渐被排斥。他现在实际上是唯一提倡与西方达成协议的人。尽管莫洛托夫保证李维诺夫的辞职并不意味着苏联改变了外交政策，但西方国家流传着大量焦虑的猜测。

迈斯基自己在事后也声称，正是英国人不关心苏联的提案，才给“有效的集体安全政策带来沉重打击，并导致李维诺夫下台”。然而，把李维诺夫被赶下台和转向德国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英国的“绥靖”政策，这种观点越来越难立足。

李维诺夫的下台将苏联的外交政策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这种转变应该放在斯大林主义体系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个过程导致第1代苏联外交骨干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除名，这些骨干大部分是从沙皇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吸收的。他们很快就被缺乏经验的外交官取代。这些外交官充满热情，是受过教育的斯大林主义青年，他们受到信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可以遵循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新手们被刻意剥夺了参与决策的机会，他们的回旋空间受到限制。柯伦泰在日记中承认，她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认为，“莫斯科长期以来对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感到不满······这些征兆是隐形的，但真实存在”。艾薇·李维诺夫后来回忆说，到1938年底，“越来越多与李维诺夫关系密切的人”遭到迫害，“不祥之兆”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1938年底，李维诺夫曾向法国驻莫斯科大使抱怨：“我如何才能在卢比扬卡对面推行外交政策？”

这两类革命者特有的针对个人的反感和嫉妒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在李维诺夫被解职并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时，莫洛托夫对他嚷道。在1939年07月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莫洛托夫指责李维诺夫未能遵守党的路线，并且“接近那些对党和苏联怀有敌意的人”。斯大林政府不再容忍具有独立思想的大使继续存在。迈斯基之后会发现，贯彻莫洛托夫对大使角色的看法是极其困难的，即“只传达他们被告知要传达的东西”。“集中式外交”规定，“大使不能采取任何主观行动……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某个外交官”。一年后，西兹反思说，“那个精明的世界主义者李维诺夫”被撤职使得苏联的政策落入斯大林及其心腹的手中，他们是“地方主义者”，并认为妥协是“虚伪的标志”。

04月27日，继任者贝利亚将审讯叶若夫的报告一字不差地转交斯大林，这也使得李维诺夫被解雇。这份报告将促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李维诺夫的“叛国罪”进行初步调查，在6月晚些时候调查又被撤销。此外，叶若夫回忆起他如何意外地与李维诺夫在梅拉诺的疗养院度过了一个晚上。在跳完狐步舞后，李维诺夫嘲笑他：“我们在这里消遣、去饭店和跳舞，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在苏联做这些事，真的会引起骚动。这里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们没有文化，我们的政治家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如果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与欧洲政治人物建立了私人关系，那么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许多棱角可能变得平滑。”

迈斯基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因为来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压力有增无减。莫洛托夫受斯大林指示，要清除部里的“半党派”分子，特别是犹太人。此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加强了对大使馆的直接控制，实际上整个部委的骨干人员都被撤换了。迈斯基被那些新来的外交官疏远。他们被莫洛托夫那种更受欢迎的、更友好的领导风格吸引，这似乎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重新焕发活力。然而，对“二次慕尼黑”的严重恐惧，令迈斯基在伦敦的继续存在变得不可或缺。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