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

我上回写的回忆距今已过去十天，它现在对我来说几乎像是一个童话故事……所以，4月18日早上九点十五分左右，我在克罗伊登机场乘坐飞机。……我登机时下巴高举，但是我承认自己的心中不无焦虑：如果我最终变成一个不幸的乘客该怎么办？最后的告别……最后的飞吻……乘务员最后的关切……螺旋桨发出喧嚣的轰鸣声，巨大的道格拉斯号飞机载着二十一名乘客，沿着跑道缓慢出发……然后它突然脱离地面并开始上升……绿色的田野，飞机库，有红色屋顶的小房子——所有东西都开始快速地、毫无预兆地消逝……越来越远……出于某种条件反射，我四处寻找软木救生圈，然后突然意识到：它们有什么用？如果飞机发生事故，软木救生圈也无济于事。当飞机还在空中或撞到海面时你就已经死了。……突然，飞机的巨大钢体颠簸了好几次。它长长的、强有力的机翼剧烈地时而向左转，时而向右转。震动非常强烈，座椅上的乘客被弹起来，不安地抓紧座椅安全带。飞机两侧是厚厚的白雾。透过窗户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在云里。飞行员再次拉升高度。高度表上的指针正在旋转……向上，再向上……已经两千五百米……雾已经消散，我们离开了云层……我们上方只有明亮但有些冷的太阳和无尽的蓝天。我们下方再次出现一大片卷曲的白色棉花。我们飞机的影子像一只邪恶的猛禽般快速移动，又像一个黑色十字架。

柯伦泰和一等秘书在机场接我。另一群人是摄影师和记者。我们坐进一辆车里，前往使馆……

我打电话到伦敦，告诉阿格尼娅我已安全到达，以及我战胜了坐飞机这件事。

我在斯德哥尔摩住了一晚，19日上午九点飞往赫尔辛基。……傍晚前的几个小时飞快地过去了。当然，记者们围着我，急切地想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提案”。我笑着回绝了他们：“我的口袋是空的。”这只会让记者朋友们更加好奇。我没有拜访任何一位部长，只寄去了我的名片。然后，我在城里逛了一圈，买了一些东西。晚上十一点二十分，我从赫尔辛基乘火车出发。火车还是和以前一样。我像个婴儿一样睡了一觉，早晨在拉贾约基下车，舒展双腿，喝点东西。这里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越过了谢斯特拉河……我的祖国！贝鲁斯托夫！我深吸一口气，倾听我内心的声音：是的，气氛不一样了！强大的，清新的，嘹亮的，尤其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在列宁格勒，我遇到了布杜科夫。娜塔莎因肺炎住院了。这个意外让我感到不悦。我看到了我的孙子——一个蓝眼睛、浅色头发的漂亮小男孩。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拿起一个玩具用力扔到地上。我到医院看望娜塔莎，晚上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待了四天（我的上级不允许我停留更久），这就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我住在莫斯科酒店。我住在三楼一间相当体面的带浴室的房间，每天的房费是四十七卢布，但是，唉，浴缸的状态让我不想使用它。我见了很多人，参加了有关英法苏谈判的各种会议，顺便到我的公寓与我的亲戚们聊天，而且……甚至都没去一趟剧院。时间不够。

4月24日，我乘坐红箭号列车回到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待了半天。我去医院看望娜塔莎，和我的孙子一起玩，并与布杜科夫交谈。我还见到了列宁格勒的一些官员。下午六点二十五分，我动身前往赫尔辛基。……这次我不得不与芬兰的部长们见面。埃尔科通过德列文扬基明确地邀请我去拜访他，如果我再拒绝就不合适了。于是，我又来到了非常熟悉的外交部大楼，坐在非常熟悉的部长办公室中的扶手椅上。

……下午五点半，我飞离赫尔辛基。晚上八点，我已经坐在柯伦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舒适公寓里。尽管波罗的海上空浓雾笼罩，但这是一次平稳的飞行。

27日上午九点，我离开斯德哥尔摩，下午四点在巴黎安全降落。我只在哥本哈根停留了一站，在那里被摄影师和记者团团围住，后来他们向全世界发布荒唐的假新闻。我和苏里茨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之后，我们在巴黎老城区逛了好几个小时。苏里茨满怀深情，知识渊博，向我讲述了许多与1789—1793年事件有关的建筑的历史。他讲得引人入胜，感情真挚。

今天上午十点三十分，我乘火车离开巴黎前往布伦-福克斯通，下午五点左右抵达伦敦，无事发生。

我回到家了。似乎我从未离开过。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迈斯基在日记中用一个相当平淡的段落为4月21日“在莫斯科的难忘的会议”作了总结。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加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中央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全体委员——出席会议，李维诺夫和波将金也到场。在对英国总体情绪、政治观点以及协议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平衡进行全面汇报后，迈斯基被要求评估英国对苏联提案作出积极回应的前景。他在回忆录中的简洁叙述并没有传达他第一次看到李维诺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时是多么震惊。后来比阿特丽斯·韦伯询问他与斯大林会面的事，她从“他阴沉的表情和简短的答复”中得知，迈斯基“对这位被偶像化的群众领袖没有特别的好感”。迈斯基发现，希特勒正在为战争作准备的消息令莫斯科“心烦意乱”。表面看起来很冷静的斯大林“明显对英国不满”，因其把苏联的提议“悬在空中”。莫洛托夫显然“变得粗暴，与李维诺夫不断发生冲突，指责他犯有各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从回忆录和日记来看，迈斯基显然未能消除一种普遍的顾虑，即“伦敦或巴黎可能密谋将莫斯科卷入战争，再弃之不顾”。迈斯基没有提到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应该考虑其他选择，包括改善与德国的关系，也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戏剧性地提出辞职，被斯大林（暂时）拒绝。自1934年以来，莫洛托夫始终对集体安全不冷不热，他是与柏林重启谈判的各种尝试的幕后推手。

在迈斯基的回忆录中，他对这次会议稍纵即逝的描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旦了解了主导着克里姆林宫的情绪，他启程前往莫斯科当晚的乐观看法就让位给一份“不太令人欣慰”的报告。事实证明，这是对德国与绥靖派之间谈判前景的灾难性预言，显然也加剧了斯大林的过分担忧：可能达成某个“但泽协议”，使德国在东方自由行动。他的报告与李维诺夫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拒绝接受英法两国正在努力试图将德国卷入与苏联的战争的观点，而这一立场导致李维诺夫在两周后下台。

迈斯基在克里姆林宫所作的概述，无疑鼓励了斯大林与被匆匆召来参加最后一小时会议的米列卡洛夫进一步探究选择德国的可行性。在按惯例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直截了当地问米列卡洛夫：“德国人到底会不会向我们推进？”米列卡洛夫在他不完整的回忆录中误导读者（像迈斯基一样）说，无论斯大林想听什么，他都会迈出“大胆的一步”，告诉他的领导人，希特勒可能一心要在1942—1943年进攻苏联。事实上，米列卡洛夫仍然受4月17日与魏茨泽克会面的影响，开始不断思考与德国至少达成短期和解的前景，因为要想德国把注意力放在法国和波兰身上，苏联的中立是绝对必要的。

尽管迈斯基赞同斯大林再次与西方谈判的决定，但毫无疑问，该谈判“处于试用期”，要坚定地以苏联的提案为基础。在4月28日记录的手写附文中，迈斯基潦草地写下了莫斯科交给他的指示的纲要，须继续优先考虑与法国、英国结成大联盟，期限至少为五年，条件是：明确界定侵略行为：苏联军队有权从外国领土过境：确定同时缔结政治和军事协议；解决关于黑海沿岸势力范围的问题；承诺“一旦达成协议”就不再分别进行谈判。然而，鉴于英国人的拖延习惯，李维诺夫和迈斯基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的工作时间非常宝贵。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