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04月20日
星期四 晴
蒋廷黻处长告诉我，说军政部有人说，我在这里替汪先生通消息。我对他说“汪先生离开这里后，我确有过两次信给他，第一次是中央开除他的党籍之后，今4月04日我给他一信，是对他的艳电有所质疑的。第二次是仲鸣被刺死后，我又给他一信，慰问他。这两次的信，绝对说不上是通消息，慰问信除了慰问之外毫无其他说话，应该是人情所许。汪先生之外，其他在香港的朋友，赞成汪先生的主张的如林柏生，我也有过两三次的信给他，但除了慰问他受伤之外，便是他说及以前托我定购报纸杂志，这类的无关紧要的事务，此外并没有其他说话。
可以说和他们通消息，林柏生之外再没有甚么人是和汪先生的主张有关，而我和他通讯的了。我想我过去和他们的关系是无容否认的，但不能根据过去便断定我和他们现在的主张一样，并且为他们通消息。其实他们的主张和计划，事前事后一点也没有泄漏给我知道。我对他们的主张更始终表示怀疑，在我给汪先生的第一信，已经很清楚。所以我没有给他们通消息的理由。如果我赞成他们，要为他们通消息，也断不肯背着长官，鬼鬼祟祟，做出这样的勾当。“蒋自然很明白，他告诉我这话，也不过是一番好意。
随后，我把这番话又对魏伯聪秘书长说了一遍。也许有人在他面前说起，所以我不能不和他说明。他听了，他说“确有人这样说，并且在中央开除汪先生党籍不久，约莫一二礼拜的时候，便有人说了。说的并且是院里的人，更有人向院长这样说。但院长对他说‘这有甚么相干呢？’我对说话的人说‘我可以负责，他不会这样的。’”原来暗中竟有这样造谣生事的人，真是可怕。其实也难怪，挤走了一个人，不是可以空出一个饭碗吗？我们小官儿不要紧，比我们大一点的，如果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挤他们，在政治上很可以搅起一些波浪。我想现在的当局已看到了这一点，不会容易上当的。十五六年间，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往事，和苏俄近年来的清党办法，在我们现在是不能再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