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

新闻界因我前往莫斯科的行程产生巨大轰动，今天所有的报纸都不停地向大使馆打听，想了解我何时离开，从哪个站点出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设法对一切保密。

这一天如同任何一次旅行之前那样，在平常的忙碌中度过。我跟卡多根短暂通话，处理一个小问题，并通知他我的离开。在艰难的外交谈判全面展开时，我很难毫无预警地消失。然后，我参加了由《财经新闻》的编辑布伦丹·布拉肯安排的银行家午餐，劳埃德银行负责人安瑟姆·罗斯柴尔德等人出席了会议。接着，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谈话。

晚间十一点左右，《新闻记事报》编辑沃尔特·莱顿爵士突然打来电话。他为这么晚还打扰我而道歉，并询问是否可以马上来拜访，只是想在我离开之前见一面。他于十一点三十分抵达，立即将谈话引向目前的英苏关系。他坚持认为，英国的舆论在过去四五个星期内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英国坚决采取新路线；英国真诚地希望与苏联合作，击退侵略。从莱顿讲话的语气和性质可以明显看出，这次姗姗来迟的拜访并非由他主动提出，而是根据某人的指示……是谁的指示？我不能肯定，但他可能是按照首相的指示行动，因为我知道莱顿可以接触到张伯伦，而且在9月危机期间，张伯伦不止一次亲自向莱顿传递了情况。

英国政府似乎非常担心我被召回莫斯科，并希望在我离开之前通过我说服苏联政府相信，他们是真心希望与我们一起共同建立和平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