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

波兰是关注的中心。德国媒体正在发起一场针对波兰的狂热运动。德国军队集中在波兰边界。预计希特勒随时可能发动攻击，但会在哪个方向？目前还不清楚。最有可能是在但泽或西里西亚，或者同时在两地出现。

鉴于目前的情况，英国外交机构在过去的七八天内一直以非同寻常的疯狂节奏工作。当得知由于波兰的反对，“四国宣言”无法成形时，英国政府在没有向我们透露一个字的情况下加紧寻找其他方法以制止侵略。像往常一样，英国人走上了迟滞的经验主义道路，即依赖经验。他们决定：既然此时面临严重危险的是波兰，那我们就考虑如何帮助波兰，而且只考虑波兰。我们对广义的欧洲侵略作战不感兴趣。两天前，卡多根告诉我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的政策方向。顺便说一下，3月29日内阁会议最终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在当晚和昨天，即3月30日，内阁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张伯伦、哈利法克斯、西蒙、霍尔和另外两三位大臣）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试图找到帮助波兰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唐宁街上的这些不寻常活动的结果才为人们所知。……

29日午餐后，我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要我在晚上七点拜访哈利法克斯。我接受了。但是在下午六点，哈利法克斯的秘书再次给我打电话，表示很遗憾，部长今天不能接待我，要我第二天下午四点来。我再次接受了。3月30日下午三点，外交部又打来一个电话：原来外交大臣今天也不能接待我，希望将我的访问推迟到次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我仍然接受了。31日上午十点，来自外交部的又一个电话称：哈利法克斯无法履行他最后的承诺。他能见我的时候会通知我的。最后，3月31日中午，哈利法克斯的秘书让我在十二点四十五分来外交部。直到那时我才与哈利法克斯会面。

会面始于外交大臣的鞠躬和懊恼。他为不得不一次次推迟我们的会议感到非常抱歉；在过去的两天里，他一直在主持开不完的会议。哈利法克斯为自己辩解道：“编辑一份文件并非易事，这意味着我们外交政策的巨大变革。”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是首相在下午三点的议会讲话内容。我迅速浏览了文件。哈利法克斯专心地看着我的脸，当我看完时，他急切地问我关于讲稿的想法。我回答说，由于我才看到首相的声明文本，因此很难准确给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意见，但我的第一反应是该文件不够严谨。……

哈利法克斯开始为这份声明文本辩护，不过我的话明显让他有些困惑。他随后问道：“但是总体而言，这份声明与你们的目标一致，不是吗？”

“也许，”我说，“但还是不够坚定和一致。”

哈利法克斯顿时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脱口而出：“如果首相告诉议会，苏联政府也赞同他的声明，你会怎么想？”

然后，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似乎被迫说出违背他意愿的话：“如果首相可以这样说，那将极大缓解局势……这将防止在我们中间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与不和……”

我立即意识到这份声明的背后，是张伯伦想用苏联作为抵御反对派攻击的盾牌。我非常惊讶地回答说：“我不太理解你，哈利法克斯勋爵。你们在准备波兰的行动时并没有咨询我们。苏联政府没有看到这份声明。我自己也是在几分钟前才有机会看到它。在这种情况下，首相怎么能说苏联政府赞同他的发言呢？我认为这相当不合适。”

哈利法克斯很尴尬，赶紧说：“也许你是对的。”……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与其说是《慕尼黑协议》、斯大林的“栗子”演讲或他在5月解雇李维诺夫，还不如说给波兰的保证似乎才是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铺平道路的关键事件，也拉开了二战的序幕。通过给波兰承诺，张伯伦几乎完全放弃了英国作为欧洲大国平衡仲裁者的传统地位，转而正面针对德国。对波兰的担保有两个潜在的重大影响。除了消除因希特勒粗暴废除《慕尼黑协议》所施加的屈辱，张伯伦最想要的还是威慑效果：（他希望）这些保证能牵制希特勒并将其带回谈判桌。第二种可能的后果被张伯伦忽视了：如果希特勒坚持他对波兰的领土主张，那么避免双线作战的军事原则就会迫使纳粹与苏联达成协议。因此，迄今为止还不太可行的德国选项突然向苏联敞开了。反过来，一旦张伯伦明白，通往“二次慕尼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战争的可能性已变为现实，他将被迫向苏联寻求一定程度的军事承诺，这对实现给波兰的保证非常重要。就这样，在没有预先设计的情况下，苏联现在成为平衡欧洲势力的中心。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