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03月07日
夜里睡得很好。
上午，其芳来。
在送他回去的途中，我告诉了他我同贺谈话的内容，并对一位同学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到了他们住处的时候，心里更不舒服，所以拿了其芳的地图就回来了。
途中与那位敌军工作者相遇，也只简单闲谈了几句。
傍晚时史带了一位青年同志来看我，谈了一些文化问题，约我答应参加九号他们的会议。
这是位矮小结实的青年，曾经组织过游击队，他和一位支队长很熟，要我收集这位同志的材料。
而我认为由他来做这项工作比我合适，并鼓励了他一通。
晚上关又来谈了很久，对于我所一直注意的那个人提供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他也谈到关于返回延安的问题，意在劝我把颀接到边区的安全地带住起，但是我辞谢了。
因为我相信她不会来，她一直都想念她留在四川的老母和孩子。
最后，他表示一周内有动身的可能，这自然是可喜的，但又感到仓促一点，觉得还有不少材料尚未动手收集。
深恨自己一直的马虎和不够勤奋。
现在算尝到后果了。
夜里老睡不好。
1939年
在河西村[3]
[3]“在河西村”“在碣马”“在史家庄”“在侯家坞”这四则冀中日记都没有标明时间，现归入“1939年”日记，文末保留其发表时间。
——编者注
没有睡好。
老是想着前两天同一个老乡谈话的情形。
在薄暗的黎明中忽然看见来听收音机的，在和秘书同收音员谈着话，知道已经打起来了。
从炕上坐起来收拾行李，打好绑腿。
听见了繁密的机枪声。
大炮声更密了。
没有恐怖。
就只头有点昏，疲倦得要命。
这是因为伤风还未全好的缘故。
准备收拾好再睡。
秘书在忙着收拾文件。
另一个在擦手枪。
其芳跑来要自来水笔，又匆匆走了，说：
“真响得近呢。
要我赶紧做伪装……”
他终于把门拉拢，轻轻松松地走了。
八点钟的时候炮声稀下来。
听不见机枪声了。
到街上去看了一转。
墙边呆站着一个个的老乡们，睁着好奇的眼睛。
有抱小孩的男人，老太婆和小姑娘。
没有恐怖和不安，但街道却比往常清静得多。
碰见了作战科的唐。
他在吩咐一个同志：
“把机枪安在菜园子那面去……”
他的态度平静，照常带着随随便便的神气。
我走过去问他情况怎样，在哪里打，他回答道：
“恐怕是大团丁村。
还没有来报告呢。”
大团丁村离我们只有八里路，离敌人的据点辛桥十二里，无疑辛桥的敌人已经大规模地出动了。
我回转到住处去。
在炮声中吃了早饭。
我们吃着，推测着敌情。
秘书提到昨天夜里的枪声，那发生得很突然，只有三响。
我也听见的，这也许就是战斗的预兆吧。
饭后通信员淌着汗送来一道命令：
积极休息！
然而我却总睡不着，于是强制自己在同伴的鼾声中，敌人的大炮声中做起前夜未曾做完的工作来，其间来了周仝和曾医生。
曾是十六岁时长沙之役参加部队的，以前他是一个教会医院的看护。
为了表示对于客人的关心起见，他十分热肠地为我壮着胆，谈着国内战争时代的事，那些无情的轰炸，那些迫近死亡的危险，以及他个人情绪上的反响。
他说：
“飞机哪样炸我们都不管，就这样靠在岩壁上，等炸过了，又走！”
在客气的见地上，我也笑着这样说了：
“怕倒不怕，就是大炮响得太密了的时候胃有点翻。”
周大笑了。
医生却从生理上为我讲述了一番所以胃翻的理由。
之后，各人找出一本《七侠五义》来，分别靠在炕上，慢慢看入迷了。
他们直到一点钟才走，已经听不见炮声了。
隔壁院内高响着“好铁要打钉”的合唱。
（原载1940年02月10日《新华日报·文艺之页》第1期）
1939年
在碣马
十点钟望北出发，过了一道河，相当宽，水清见底，是唐河的上游，已不复如下游的浑浊了。
沿途很多处是杂着鹅卵石的沙地。
许多新开的水渠。
在敌人不断的扫荡中能有如此的建设成绩，这是坐在后方的人想不到的。
在一处沙坝上碰见飓风。
这对于单调的行军生活所引起的反响是一阵小孩子般的狂欢的呼啸，大家嚷着，鼓励着，逆着风沙的尘雾挺进了。
到碣马时已经三点钟。
十多匹马都全身湿透了。
遛了一会马，我们去合作社吃午饭。
后来同李一道会了唐县县长。
望都人，二十六七岁，是个很可亲近的人。
战前在北大学理化，当这里的县长已经两年多了。
作为县署的是一座平常的小院。
屋子里人很多，有办公的，有来交涉事情的武装同志和老百姓。
电报员在低声地念着号码。
问了一些必须知道的敌情，我们就告辞了；并且约定晚间我再单独来。
打点好住处，给马匹上好草料，我便独自到街上去。
村街全是深青色的石头铺的，房屋的材料也大部分是石块，坚固得像城堡一样。
门口多有大而光滑的石条，是供人们坐的。
我在一家门口停下来，因为那里有着很多男女老少在晒太阳，并有一个卖布的老头，黑胡子，脸色红润，神气无忧无虑的。
这里是经过敌人的蹂躏的，我问他们当日的情况怎样。
一个青年人含笑答道：
“还好，就东头烧了十多间屋，死了两个人。”
“你们跑没有跑呢？”
“都老远就跑了，只是他两个没有跑掉。
一个绝房老头子，在生病，没有跑；一个出村口就碰上了。”
“可是大家的粮草都给烧光了。”
一个麻面短须的老人接着说，“他要烤火呀。
烧一大堆，就这么围着……”
乐观的卖布人插嘴道：
“那还算好的呢，我们村子里的家具都烧光了。”
他捋着黑油油的长须，眼睛老是眨着，仿佛凡事都很有把握似的。
因为面容还相当年轻，我问起他的年龄，他用手笑着比了比数目：
“五十——不多不少。”
麻面老人摸着自己花白的短髭叹息了：
“看胡子你还比我大呀，我七十四了。”
“我才蓄了三个月。”
布客得意地接着道，“就这么长了。”
“你为什么蓄的呢？”
“为什么？常常要给游击队引路呀。
他们看我胡子这样长，就说：‘老头儿，你快转去吧！
送几步路就行了。
’”
“那你的胡子倒给你保了险呀！”
那青年人不平地打趣着他。
我接着也批评了他几句，但他都满不在乎似的，笑着，捋着胡子嚷道：
“卖布哟！”
一个年轻女人拿起一块布同他讲价钱，他笑说道：
“就这样：少一个不卖，多一个不要你的，信得过就买吧。”
我转到村街的东头去了。
在一处烧毁的院落里我碰见了那女主人，一脸细细的麻斑，小眼睛，肥鼻头，已经七十二岁了。
头顶光光的，鬓边的残发结向脑后，系着一只小得可怜的黑布结子。
丈夫是个医生。
她诉苦道：
“吃的没有，烧的没有，真够过哟。”
我问她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她照例颤着嘴唇答道：
“全死了。
只有一个媳妇，什么也不管，想起来总是死了好些，——儿子来又昏头昏脑跑什么呀！”
她的媳妇回来了，高长长的，像个恶毒妇。
一见我就笑道：
“同志！
你看怎么办呀，一点吃的没有。”
她们再三问我中央是不是要发赈，我支吾着走开了。
我又走向另一个被难者家里去。
大门里的墙边有两个工人用泥土封着一口棺材，据说这里面并没有人，是空的。
一列长五间的正屋只剩有墙壁了。
只有南面的厢房还是好的，一个青年女人跪在地上烧着炕，头上包着孝布。
我问她道：
“你们的房子是日军烧了的么？”
她红着眼圈答道：“什么东西都烧光了呀！”
回去躺了一阵，傍晚时候我再到县政府去。
县长正在开会。
我退到村口和两个小孩子扯了一阵。
几个老乡蹲在水井边闲谈着，其中有两个是邻村来买棉花的。
我问他们这是否可以随便买，那老者答道：
“不成。
少买是可以，还要村公所开条子。”
（原载1940年03月11日香港《大公报》）
在史家庄[4]
[4]史家庄：在河北省中部。
1939年
正睡过午觉，一个高身材的，白色发鬓的老太婆，由这木匠房东的女人引进来见我。
她的身体挺直，很矫健，一双圆圆的黑带黄色的眼睛炯炯有光。
她一跨进门就笑着招呼我道：
“同志！
你们可是路东过来的吗？”
她的口气音调带了一点和她的全体的坚定不很相称的慌乱气息。
我承认我是由冀中才过平汉铁路来的。
同时我想起一个小小的队伍在我们过铁路前出的岔子，他们和老百姓的联络没有取好，再加上一点疏忽，在横过那一条倒霉的封锁线时被敌人冲溃了。
我承认着，一面请她坐在炕上。
“不要客气，”她拒绝道，“我是来找同志打听一件事的。
我有个小女儿，早就说不受训的，你知道么？”
“她叫什么名字呢？”
“丁强。
我的两个儿子在河间回民教导大队工作。
他们来信说她早动身了。”
我想起偶然碰见的两个暂时留在路东的小女同志，我一个同道的认识她们。
我说：
“也还在二分区吧，”我推测着，“上次因为路不好走，所以女的就留下来了。
我可以帮你打听。”
“一个月以前就来信说动身了！”
“你不要着急，绝无问题的。
我夜晚回你的话。”
“那就太麻烦同志了！”
“都是一家人，没关系！”
我安慰着她，随又问道：
“你就是河间人么？”
“不，东三省人，‘九一八’就逃到关内来了。”
打听结果，因为队子里的人谁都不知道姓丁的，加之身体又很疲乏，直到次日傍晚我才到丁家去。
她正立在房门口，院坝里则站着两个圆领短衣的老人，脑顶上是白布小帽，一个是青色的。
戴黑色小帽的是老太婆的兄弟，蓄着一绺青须，面色红润，精神异常饱满。
老太婆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介绍给我，于是大家让我到室内炕上去了。
我叙述了打听的经过，并且安慰道：
“不要担心，决不会有问题的！”
“对，不要担心，”但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显然是在担心着什么了，“她们女同志总是在后方的。”
“她是在哪一部分工作呢？”我问。
“妇女救国会。”
老夫妇两个同时回答我。
“那就更不要紧了！”
我极力鼓动着他们的信心，“我走的时候还在抗联见到很多女同志，情绪都好得很。
她们是同指挥部一道移动的，决无问题！”
“是呀！”
老太婆叫道，“她们经常都跟主力走的。”
我忽然转了话题，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入关的。
老太太想了想答道：“‘九一八’后一年就到北平了。”
他们的家离沈阳只有一百里，老头子是以做染料为职业的。
儿女却住过学校，大儿子东大毕业，现在是沧州的民选县长。
次子为家室所累仍留北平，做着小买卖。
顶小一个在回民大队工作。
我称誉了几句回民大队的淮镇之役。
“咱们回民就是齐心！”
老头子接着道，“比如你打死咱们一个人吧，大家都一起干起来了。”
他笑着，眨着他的一只瘦眼，遂又加上道：
“那晚上我们正要动身到西边来，他们说，咱们去摸吧！
就带起人到淮镇去了……”
“你们过铁路安全么？”我问。
“没有事！”
老太太说，“我们是乘赶集过的。
好久以前大小子就要我们走了，说是路西安静些。
这样也好，他们可以少操些心，替国家多做点事了。”
我问他们从东北逃回关内的时候带得有东西家私没有，老太太叹息道：
“带什么东西呵！
能逃脱就好了！”
“敌人对你们怎样呢？”
“横竖是不把你当人呀，”老头子叫道，“说不对就打就骂。
随便他的高兴杀人！”
“高丽棒子更可恶！”
那一直沉默着的黑帽子说，“好的不跟日本人一道，尽是坏的。
中国人的好地方呀，他们全占去了。
就在我们三十多里路的地方有一段小火车道，高丽人又去占，咱们不依，后来被日本人打得好厉害呀！
……”
我和老太婆都叹息了。
他的阿哥接着说：
“前年家里有人来，目前更厉害了。
敌人在咱们大虎山有一个狗圈，养着很多狗。
你不服气吧，日本人就把你丢进去；哨子一吹，狗就来啃你来了。”
“你看他们怎样待中国吧！”
老太婆动情地提醒着我，叹息了。
（原载1940年08月13日《新蜀报·蜀道》第199期）
1939年
在侯家坞[5]
[5]侯家坞，在河北省中部。
上午脱光了上衣躺在天井里的长凳上晒太阳，温暖、舒服，有点悠然自得。
饭前秘书引进来一个老乡，一脸大麻子，漆黑，瘦长长的，黄而稀疏的胡子，生动灵活的小眼睛。
是收音员的堂兄，因为一个战士的传言，他特别从十八里外的庄上来看他了。
他在指头间转动着旱烟管，甜蜜地笑着，回答着我们关于敌情的探询。
“这几天正在抓人修汽车路。”
他说得很神气，“天天在抓，差不多快修成功了。”
“你们庄上抓过人没有？”
“没有，前几天来游逛过一次，抓了些鸡鸭，就又回辛桥去了。”
动着小眼珠，他很感兴味似的笑将起来。
“你想：额外他抓什么呢？”他反问着，“只有几个老年人应付，年轻的听见后就跑了。
可是不敢到辛桥去，去了就没回来的，——抓去修路！
这个兔崽子！
连做小买卖的也抓呢！”
我问他被抓的能否脱逃，他笑答道：
“那怎么好跑呢？前几天正在修路的时候游击队去打过，放了几枪，全跑回去了，日本人也跑了，工作搁了好几天！”
他高兴得大笑了。
“你们知道么，”他说道，“这是早约好的！”
因为收音员曾经告诉过我们，他们的庄子是被敌人烧毁过一次的，我又问起他当时的经过情形，但这与其说是由于好奇，毋宁说是由于对方的开通、乐观引起了我们的高兴好些。
“三百多家的房子全烧光了，”他诉苦地叙述着，“只有东头一个小庄子没有烧。
现在大家都住棚子，红粮秸搭的；拿烧烂了的木料砌个炕；人们就这样过日子呢！
吃没吃的，烧没烧的，全叫鬼子搞光了。”
“怎么会害得你们这样厉害呢？”
“为什么？俺们庄子上的队伍把他们打凶了呀！
那又是俺们炳元的队伍，他是俺兄弟，在当营长。
兵，俺们庄上的人也很多。
有一回搞死六七十个人，汉奸就引他们来了。”
“你们不是要怨恨崔炳南么？”
“这怎么怨恨呢！
咱们不是一条心打日本吗？自然也有讲坏话的，说，俺们不打他们，他们怎么会来烧房子呀！”
“就是不行，碰巧了也会烧的。”
秘书说。
“可不是。”
麻子赞成道，“□口村就是这样的，几个汉奸还叫预备好日本旗欢迎呢，可是一个样儿。
他们讲笑话，说全村一个贞节妇也没有了。”
我问他，他们庄子上参加部队的有多少。
“多得很，横竖全庄每家人总有一个两个，大家都清楚要干才出得到头呀。
像俺们连云（收音员）放倒生意不做了，一个心抗日。”
“他家里的生活还过得去么？”
“不好混呢。
娘母就小小的这样一个棚子；挑点野菜，找点木料烧烧，就这样混一天。
其实都这样啊！
谁都不好混。”
收音员终于回来了，他问客人来做什么，这一个笑答道：
“做什么？来看你呀。”
他接着又提出几个同村同宗的人名来，问年轻的收音员，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驻扎，好不好，有谁带花没有；他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沉默一会，收音员问起他春耕的情形。
“已经下种了，”他回答着，“不种，下半年吃什么呢？今年可苦得很，不敢用牲口，日本人一看见就牵走了，大家就用铁锹呀、锄头呀种地。
可也没办法了。”
大家暂时沉默下来。
收音员脸上笼罩着一层忧愁。
大约正因为这缘故，来客忽然显出高兴的神气，笑嚷道：
“前几天该打一个好仗的，可惜没有队伍，三十多个鬼子，一进村就倒在地上躺起，就像死猪样，把脑袋瓜子割下来他也不会醒的呢。”
他失望地叹息了一声。
“俺们留在村里的人都太守本分了。”
他说，“还有十多辆大车在村口搁起。
他们只摸了他三袋白面，三麻袋子弹，当天没有觉出来，第二天一早就跑来了。
糖房里的崔二给打了一顿杠子，才招出来，才退还了。
这家伙该早跑呀！”
我问他日本人用的什么钱。
“还不是咱们用的边票！
他们自己印的票子买东西老百姓不用。
说咱们没有见过。
只有一回用过标准票；一个人挑了担面去辛桥，一望见敌人就跑，这一下放了几枪，追回来了。
一挑面拿去了，只给了两毛标准票，——娘的！
满满的一大挑白面呀！”
对于他的认真和直率，我们大家都笑了。
但收音员却并不笑，于是全体随又转为沉默。
来客默默地抽燃一斗烟，说道：
“真是奇怪！”
他回忆着，显出孩子般的惊异的颜色，“鬼子烧起房子来真快呢。
一个筒子，有这么长，这大点，拿到房顶篷上这么一掠，擦根火柴，立刻就熊熊的燃起来了；一转眼一间房子就烧光，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没有谁答得出来，只是胡诌几句。
但他也并不在意，好像他不过是在排遣他自己同他兄弟的乡愁而已。
因为毫无疑义，那个青年一定是在想着他那苦难中的家属了。
但沉闷似乎和来客并不相宜的，所以，当他吃饭的时候，他又谈到他们的庄子被毁的情形，而且牵连到一件类似命运的插话。
他以为那苦头是汉奸带来的。
“这你看怎么说呢？”他继续道，“本来他早就该被铲除了的。
一回，他替敌人探消息，叫我们炳元捉住了，吩咐了两三个人拖到外面去枪毙。
已经离村口很远了，就要干了，喝！
你看，敌人的汽车恰恰开来了；几个人丢下就跑，不就滑脱了……”
秘书笑骂道：“这几个脓包！”
“是呀！”
对方笑着表示同意，“你只要二拇指一带也就把他毙了呀？都是没有见过日本人的汽车的，才参加部队不久，又没有经验。”
饭后，他装着烟管，又忽然对收音员道：
“你相信吧？”他天真地笑着，“这不久他到咱们村子里来过呢。
找过村长，说他决心反正，叫对咱八路说。
还请全村人替他担保呢。”
“你们答应没有呢？”
“谁答应呀！”
他叫嚷着，浮上一层复仇的愉快的微笑。
看了收音员的神气，他显然想找机会同来客谈谈家常，于是按照惯例，我们睡中觉了。
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两点多钟。
收音员同来客的对话已经停歇，我以为他们出去游逛去了。
但定一定神，他们却还在谈着呢。
我听见那青年人在哽咽着说道：
“难道你不晓得这是没办法的事吗？”
“怎么不晓得，可是家里也太苦呀。
所以你娘的意思，耐得过就行了；不管多少。”
没有回答。
“真是小孩子脾气！”
来客嘟哝道，“有自然好，没有还有我呀！
怎么的？”
“怎么不找农会呢？”
“找过的，现在就靠优待呀？”
“那还逼我怎么的？”
“逼你？她不过要我顺便提提罢了。
谁都想生活好点的，是不是？没有，就没有好了呀。”
停了一会，他便转了话头笑道：
“你知道么，咱们达生也参加部队了呢！”
“他也参加部队了？”
“你想不到吧！
现在的人就都这样呢。
看他不声不响地守本分！
他却要当兵呢。”
秘书终于从炕上坐了起来，呵欠道：
“他妈的，今天睡得舒服了！”
客人插嘴道：
“听打鼾就知道你们睡得香呢。
怎么样，抽筒烟醒醒神呢。”
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已经五点钟了。
这其间他又给我们讲了若干敌人和老百姓的情形。
娱乐了我们同他自己，因为他说得很轻松。
秘书拿了五元钱让他带给收音员的母亲，他像绅士似的替他客气了好久。
（原载1940年08月29日《新华日报·文艺之页》第16期）
1956年
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