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

昨天，如同今天的英文报纸的夸大其词，我们在大使馆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招待会”。事实上，招待会并没有什么所谓特别之处，就只是我们每年为“朋友”和“熟人”举办的日常晚宴……

但是，关于客人名单……的确是例外！

我会从头开始讲述。1月底，我在发出3月1日招待会的邀请函时，按照惯例，向所有内阁成员送去了卡片。我预计所有大臣都会礼貌地拒绝，或者只有两三位接受邀请，但不会真的现身。一贯如此。

想象一下我当时有多惊讶：2月1日，我收到首相办公室的一封长信，通知我张伯伦将出席招待会；他的妻子虽然不巧要在当晚出席慈善舞会，去见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她还是会尽量在招待会露面，并在晚些时候向迈斯基夫人告知她的最终决定。看完这封信之后，我对自己说：“啊哈，这背后一定有缘由！在苏维埃统治时期，没有一个英国首相（甚至是工党党员）迈进苏联大使馆的门。看看现在：不仅‘撑伞人’出席，连他的妻子也极其渴望参加我们的招待会！”……最重要的是，谁接受了邀请。所有支撑着社会运作的人：重要的下议院议员和商人、银行家、勋爵、顽固的保守党党员、贵族、政府成员……好吧，好吧，好吧！十三名内阁成员，即一半以上的人承诺会来，而且其中的大部分确实出席了。我在伦敦工作的六个年头里，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国际形势转变的意义所在！这就是苏维埃力量增长的意义所在！

尽管如此，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怀疑张伯伦本人是否会出席。我反而期待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让他在最后一刻退缩。……很难描述首相的出现在会客间引发的骚动。没有人提前知道这件事，没有人（超过五百名受邀者）相信他会跨出这样“勇敢的一步”。会场上出现大范围的喧嚣和骚动。人们停止交谈，像孩子一样急忙跑去围观出现在苏联大使馆里的张伯伦。我先带他去白色宴会厅，然后到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为他和他女儿提供了点心。张伯伦谢绝了伏特加，但没有拒绝加香热葡萄酒。办公室很快就挤满了人。我试图和人群保持距离，但一直没成功。我和首相站在餐柜旁讨论了各种话题。

张伯伦首先提到了哈德森即将来访的问题。来访目的是解决各种贸易分歧，为扩大英俄贸易奠定基础。与哈利法克斯和范西塔特不同，张伯伦对这次访问的政治意义只字未提。

稍微平静下来后，首相开始询问我国与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德国贸易代表团是否真的来过莫斯科？我告诉他，德国人在1月底确实打算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但后来不知何故改变了主意。这完全是德国的主意，我们对访问及其延迟的消息同样不为所动。

我们害怕日本的侵略吗？我回答说，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很不安分的邻国，但我们相信日本人在侵犯我们之前会三思：他们非常了解我们在远东的实力。

张伯伦点头表示同意，并补充说日本在中国陷入困境，以至于难以在其他方向上进行冒险。日本在中国的局势越来越使张伯伦想到拿破仑在俄国的境遇。

……我询问首相关于他对欧洲近期前景的看法。

张伯伦回答说，不管发生什么，他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总体情况正在改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想战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亲自向张伯伦保证，他们的任务是让可支配的资源和平地获得开发增长。张伯伦很肯定地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害怕战争。

我笑着说同意他的一个观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确实害怕发生任何严重的战争。然而，这种情况的危险在于，他们坚信，他们可以获得不流血的胜利，而胜利建立在虚张声势和比世界其他领导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勇气之上。

张伯伦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又似乎把腰伸长了一英寸。他急躁地说：“这种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首相认为自己是“应运而生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

这是一种危险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