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1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
指出：
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
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
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
1939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
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
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
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同日
复信何干之【2】。
信中说：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
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3】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
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
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2个态度。
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
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2】何干之，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3】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