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01月06日
星期五 晴
致汪先生函今日抄正，由航空寄香港林柏生转交，凡举疑问七点。关于主张之本身的【为】一点，其余为提议手续问题。汪先生闻尚在河内，此函不知柏生能转到与否。另致简札于柏生，说明此时虽不敢苟同汪先生之主张与其提议的手续，但亦只能效汪先生民国九年不赞成孙总理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办法，消极不合而止。
晨间返政院路过上清花园，与乃光到牛角沱一带散步，并以致函汪先生事，及函中大意告之。此事除乃光外，尚告知铸秋、陟岩、少甫。中午乃光的儿子大元及伯勉来寓午饭。晚间与之迈、伯勉同作东道，请韩文信、李士伟、杨济民、田雨时夫妇、王卓然来寓晚饭，谈笑甚??
附件 【此信手稿共三页，夹1939年日记本内，以下照原文抄录，标点段落悉未加改动】
致汪先生函
自去月十八 先生秘密离渝之消息传布后各界人心大为惶惑，及艳电与中央决议同时发表，更如晴天霹雳，骇埧【诧】莫名。平日追随 先生服膺 先生之言论人格者精神上尤感无限之痛苦。中央决议发表后，舆论攻击不遗余力，并有辱及 先生之人格者，人情反覆，世态炎凉，殊可痛心，然同志之中固多相信 先生赤诚为国，非有若何之私意存于其间。不过事之真相既不明了，且现时所发表者又只一艳电，故平日最信仰最爱慕 先生者仍不免对于 先生之主张及提议之方式发生许多怀疑，撮其大要约有数端：（一）和议之主张虽为 先生忠心为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一种表示，惟此时敌方是否确具诚意，在现状之下与敌言和是否可以保存我行政与主权之完整，是否不至为琉球朝鲜之续，此实大可考虑之问题，不过与此问有关之许多内外实情，非当局不能尽悉，故到底应否于此时主张和议实多无定见。（二）先生以上月18日离重庆，日相近卫以上月廿二日发表对华演说，艳电主张全以近卫演说为根据，离渝之原因如为主张和议则艳电之发出应与近卫之演说无关，如近卫发表演说之后始觉和平之门径已开，则 先生离渝之原因又将何以解释耶？（三）如认为和议之主张确于国家民族之前途有利，以 先生在党国之地位，应可正式提出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即退一步言，情格势禁，先生之主张不能正式提出，且不能不于提出主张之前悄然远引，则离开国土之后，似未尝不可先以函电秘密提议于中央，俟中央不能接受，然后公开于国民之前，请求公断，亦未为晚，何以艳电未到中央，即先行在港发表？（四）十六年先生反对清党，反对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其后历年对于党事主张亦无一不以党纪为前提，至有人号 先生为“党纪先生”，可见 先生对于党纪之重视，惟此次发表艳电，似于党纪毫未顾及，前后行事得无矛盾？（五）广州武汉相继不守，士气民心亟待振奋，和议既毫未准备，艳电突然发表，影响所及，前线不难实时瓦解，后方不难根本动摇，以此言和，恐和议未成大乱已至，结果非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即须以永远臣服之条件投敌求诚，战固不能无备，和亦恐非立谈可得，此理至显，岂能不在洞鉴之中？（六）和议主张 先生既确信其有裨于国家民族之前途，（可以收复北方各省及抗战以来沦陷之地区，可以用合理方式解决满洲问题，并进而消除中日两民族之仇视观念）[3]，万一提议之后，中央不能接纳，舆论表示反对，先生于发表主张之前果有何种计划求和议之必能贯彻者乎？（七）或者和议主张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无论以任何方式，任何手续提出均无实现之可能，先生不过为良心，忠诚，与责任所驱使，不能不挺身而起，排除浮议，说老实话，不计毁誉，不问结果。主张提出之后，一听国民与党政当局及将来历史之判断，个人不必再有所举动，亦不必再有所用心，故对于提出之方式手续无暇计及乎？
以上诸点不止文个人旦夕不能去怀，凡属同志均不能不同深疑问，思得一明白之解答。解答不得，遂不能不妄相揣测，作为种种假定之词。文追随 先生十有余年，突于报端看见中央决议与艳电主张，精神上所感痛苦实难以笔墨形容。廿四年冬得 先生被奸徒狙击之讯，悲愤之深，尤不及此，曾与乃光先生论及此事，竟于不知不觉之间泫然落泪也。文深信 先生此次举动纯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打算，又深信将来必有事实可以证明 先生之用心，惟以上诸点苦于不能明了，虽不敢希望此时即能得覆，如鲠在喉，究不能不略陈所疑，以渎清听。云山万里，书不尽意，乞为垂察，肃此敬叩
健康
陈△△ 28年1月04日
28年1月06日挂号付邮
由香港林石泉转交
[3]括号中46字在原稿中似有意删除，但不确定。